陈作霖的《金陵琐志九种》
“大脚仙,咸板鸭,玄色缎子琉璃塔。”南京地区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其中,“大脚仙”就是大脚女人,当时人们把南京相貌俊俏而不缠足的女仆称为“大脚仙”。而玄色缎子则是指云锦,琉璃塔自然就是指大名鼎鼎的大报恩寺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提到江南佛寺,总会想起杜牧这句唐诗。香烟缭绕、梵刹林立,古都金陵可谓佛脉悠远,但即便在六朝时期,也还真没有四百八十座那么多。因为早在清末,就有个爱较真的学者考证出南朝的南京城共有226座寺庙。
今天记者介绍的传世名著,是清末民初父子两代人的力著——《金陵琐志九种》,书中就详细描写了南京咸板鸭享誉全国的历史。南京文坛父子陈作霖、陈诒绂共同著述成一家之言的佳话至今仍在流传。江南时报记者黄勇
“南京梦华录”对今天的名城建设也很有启迪
文坛父子在中国有很多,但父子俩共同著述成一家之言的佳话,陈作霖、陈诒绂却演绎得最为生动。陈作霖的《凤麓小志》、《东城志略》、《运渎桥道小志》以及其子陈诒绂的《石城山志》等九种书,共同向人们展示了最有南京味的“地域文化”。书中内容涉及南京山川、里巷、街衢、桥梁、寺庙、祠宇、园林的变迁、手工业的发展以及风土人情的变化,是研究南京历史和地名的重要乡邦文献。
陈作霖以毕生精力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南京地方文献,曾四入官办志局,手眼俱高;著作数十种,多经实地踏勘寻访,信而有征。1918年,陈作霖还以81岁高龄,出任江苏省通志馆总纂,直至1920年去世,为南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陈诒绂也是幼承庭训,治学严谨,后来子承父业,成为近代南京著名史志专家。
其实细究起来,所谓的“九种”,父亲陈作霖撰写了《运渎桥道小志》《凤麓小志》《东城志略》《金陵物产风土志》《炳烛里谈》,陈诒绂则撰写《钟南淮北区域志》《石城山志》《金陵园墅志》。还有一种《南朝佛寺志》则是陈作霖通过记载六朝佛寺的书勾稽而成,甚至还有段版权的“小插曲”。
南京著名文史学者、作家薛冰是《金陵琐志九种》的推荐人。在他看来,书中除《南朝佛寺志》系勾稽考证六朝佛寺者,其余八种则以清道光以降至抗战前夕著者亲历见闻,对南京街市沿革、经济发展、风俗变迁、园墅兴衰以至前贤轶事、风物名产作切实写照,且追源溯流,纲目明晰,文字生动。“今天读来,只要融会贯通,对南京古都文化还是能有多方位的客观了解的,对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其实也很有启迪。”
位于南京朝天宫街道的市民文体中心二楼,是个史志馆,取名“可园”,正是用了陈作霖睌年生活的金陵名园——可园二字。这里摆放着陈作霖所著的《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琐志五种》地方志书籍,而桌面上、墙壁上也贴着各种关于陈作霖的介绍。
可园就位于安品街21号,历史上的可园是一个大宅子,有养和轩、望蒋墩等景点二十多处。不过如今随着老城南的落寞,这里如今已经很是破旧。
民国,南京人更爱吃的是板鸭
到了南京,提到盐水鸭,有的人会流口水。南京著名学者薛冰说,明、清两代,南京板鸭曾经是进贡皇帝的“贡鸭”。到了当代,南京人依旧爱吃鸭子不假,但如今人们几乎都不吃板鸭,而爱吃盐水鸭。不过在民国时候,板鸭才是最受欢迎的。陈作霖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中,大谈过南京人的“吃鸭经”:“鸭非金陵所产也,率于邵泊、高邮间取之。么凫穉鹜,千百成群,渡江而南,阑池塘以蓄之,约以十旬,肥美可食。杀而去其毛,生鬻诸市,谓之水晶鸭。叉火炙皮,红而不焦,谓之烤鸭。涂酱于肤,煮使味透,谓之酱鸭。而皆不及盐水鸭之为上品也,淡而旨,肥而不浓。至冬则盐渍日久,呼为板鸭,远方人喜购之,以为馈献。”
薛冰认为,那个时候,到了冬天,鸭子全靠饲料喂养,养着它成本又太高,所以制成板鸭,恰好又便于远销。“现在盐水鸭的真空包装保险问题解决了,板鸭也就几乎退出了市场。”
薛冰回忆,南京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板鸭的副产品烧鸭汤,大些的鸭子店里有的卖,很便宜,几分钱就可以端一小锅回家。南京人喜欢用这鸭汤煨萝卜,成为了一味家常菜。“现在饭店里的老鸭汤是看不到萝卜了。”
《金陵物产风土志》还写下了不少今天看来依旧垂涎的美食。如早点,书中记载:“茶社小品,干丝为良。取百叶干片缕切之,浸以酱汁,点以生姜,厥味清腴。南门城湾观音庵善制之。报恩寺僧能作梅豆,取黄豆以饴糖、红曲煮之,掺以梅子,其色味极鲜妍,向以锅底廒著名。(地在西天寺后,深如窖,有茶肆。)今则各社皆以之供茗饮矣。”
又如,酒。书中记载:“孝陵卫所沽者曰‘卫酒’。甜而浓,易醉人,有‘迎风倒’之名,即南乡之封缸酒也。又土制烧酒,谓之大麦冲,城中饮此者甚鲜。密糟则瓮贮之,渍鱼、肉于中,夏之食之,谓之糟鱼糟肉,与醉蟹之不能经久者异矣。”
南朝四百八十寺?南京究竟多少寺
佛教东来后,南京佛寺连绵兴起,寺庙众多。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使金陵佛都声名远扬。但诗中所写的“四百八十寺”其实只是为适应诗格的约数,并非确指。
到了清代,金陵佛寺已大为衰落。清代著名藏书家孙文川曾专门写出《金陵六朝古寺考》书稿二册。可惜的是,《金陵六朝古寺考》还没来得及刊印,孙文川已经去世。另一位藏书家刘世珩收得该手稿,并将书稿借给他的前辈学者陈作霖一阅。
有记载,当时陈作霖历时5月,将此书稿重新考订,改名为《南朝佛寺志》,正式出版问世。其上卷记东吴、东晋、刘宋三代,下卷录萧齐、梁、陈三代,共收南朝六代100多年间金陵佛寺226所。书中,陈作霖先生特别注明:“此书稿为上元孙文川所蒐采,索之于贵池刘聚卿处。”
然而,按刘世珩原先的意思,本希望协助陈作霖考订刊印此书,但陈作霖却先行独自刊印。刘世珩对此不无抱憾,于是把《金陵六朝古寺考》重新编辑,修订为6卷的《南朝寺考》并出版。
《金陵六朝古寺考》记六朝佛寺224座。陈作霖《南朝佛寺志》增加了2座,即陈朝的义和寺与四无畏寺,共226座。而《南朝寺考》则由刘世珩增补了齐代的齐福寺,达到227座。
仿照《水经注》, 写出清凉山的风土人情
陈作霖家族也把治学的家风沿袭下来,子孙后代中不少人从事历史研究。比如陈作霖的孙子陈祖同是江苏省志的编纂者之一,记录陈作霖口述,整理、出版《可园备忘录》,而陈作霖的重孙、已经去世的陈鸣钟也是史学家,曾任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其中更为突出的是,陈作霖之子陈诒绂,他写出了《钟南淮北区域志》《石城山志》《金陵园墅志》,后来和其父的《金陵琐志五种》以及勾稽的《南朝佛寺志》,一起归纳为九种,变为《金陵琐志九种》,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其中,《石城山志》书成于1917年左右。石城山又名石头山,即今南京城西之清凉山。石城山自古与钟山齐名,“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石城山西接明城墙,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书以石城山为中心,分山北路、山南路、山东路三个部分,山北路至北城狮子山段城墙而至,山南路至新街口而至,山东路至干河沿而至,西面以明城墙为界。陈诒绂仿照中国记录河流最有名的《水经注》一书的体例,详细叙述了这一区域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
而想了解南京历代所见的著名园墅,共分3卷、计180页的《金陵园墅志》也是一网打尽。如:愚园、随园、鼓楼公园、五洲公园、莫愁湖公园外,还有不为人所熟知的园墅。可以说南京历史上的园墅,都网罗其中。不仅有南京城内的园墅,还有城外的园墅。如:淳溪西陇的杨氏园;江宁汤山的陶庐;上新河的三山二水之堂、牛首山的天阙山房等等。此外,袁枚的《随园记》、《随园后记》等历代金陵园墅游记,以及王安石《江宁府园示元度诗》、龚贤《半亩园诗》等各朝有关金陵园墅的诗歌,也都收录在书中。
《金陵园墅志》早已成为研究南京园墅兴废、了解南京历史的重要文献。陈诒绂甚至在《金陵园墅志》描摹过他的宅子可园的样子,建筑及景点有二十多处,如养和轩、望蒋墩、延清亭、蔬香圃、棠芬书屋、瑞华馆、凝晖室等。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繁华早已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