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梁、陈，南朝170年的历史，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歇。其中宋武帝刘裕创立的宋王朝历经风风雨雨60年，帝王将相、孝义隐逸等风流人物不少。

　　但关于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沈约的《宋书》了。这部书由于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宋一朝的历史和人文风俗，因此成为二十四史之一，也被列入50部南京传世名著推荐书目中。 江南时报记者 黄勇

　　历经三朝著作等身

　　存世仅《宋书》

　　在南京大学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眼中，中国的古都，无论是城市的具象，还是文学的意象，最为起伏沧桑的要属南京。“文学的南京属于唐朝和南唐，那是一种深刻；物质的南京属于明朝，那是一种天人合一；建筑的南京属于民国，那是一种中西合璧；而精神的南京则属于六朝，那是一种洒脱。”

　　恰恰写出《宋书》的，就是一位洒脱者—沈约。据记载，沈约的先辈是门阀士族，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但到了他这代却家道中落。沈约从小孤贫流离，笃志好学，擅长诗文。到了少年时代，沈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悄悄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到了青年时期，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

　　南朝四代，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歇，沈约也历仕宋、齐、梁三朝，甚至做过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太子家令(太子家总管)，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文化圈子“竟陵八友”之一。然而在齐梁禅代之际，他又帮助梁武帝萧衍谋划并夺取南齐，建立了梁朝。

　　沈约一生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并撰《四声谱》，堪称著作等身。不过除了在南朝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写成的《宋书》外，其他多已失传。

　　凑巧的是，南齐、梁记载宋史的若干文献，后来竟然也全部失传。这也造就了沈约的《宋书》在二十四史中千古留名。

　　首次在史书中

　　提倡“孝行”“孝廉”

　　在沈约之前，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但编修国史的著作郎(官名)何承天，及后来的尚书左臣徐爰等人所写的宋史，都不够深入，人物列传也只有部分。沈约则是从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开始撰写宋史的。

　　胡阿祥认为，南京是六朝古都，而《宋书》是六朝正史中篇幅最巨、体裁最称完备、内容最为繁富的一部。出身江东豪强之家的作者沈约，后来却成为齐梁文坛领袖，强调声韵格律，开启了近体诗前奏。而《宋书》承旧续新，以不足一岁光阴完成纪传七十卷，又补缀搜采，十有余年，撰述八志三十卷。“洋洋洒洒的百卷《宋书》，记录刘宋王朝60年的帝王将相、孝义隐逸等等，仿佛指上螺纹，可一一数。”

　　从《宋书》里避讳梁武帝父亲萧顺之和梁武帝萧衍的讳来看，《宋书》的定稿，很可能是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后。也就是说，这部书至少用了15年来“磨一剑”。

　　沈约对于历史进程的新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在一百卷的《宋书》中，收录了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保存的原始史料十分珍贵。同时，书中灌注了他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

　　《宋书》还开了几大先河： 南朝宋以前的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后人的历史，而《宋书》把当时门阀士族的家传也引入正史。它还在类传中首次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孝廉”。书中还有不少珍贵的资料，如《宋书·律历志》收了三国魏人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宋书·州郡志》则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并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大致反映出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轮廓。

　　《宋书》里的典故多多

　　女子十五不嫁家人要坐牢

　　我国古代其实是一个 “早婚国家”，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准来理解，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是男20岁、女15岁。但各朝代略有不同，比如唐代是男15岁、女13岁以上。

　　古代人认为“男有室女有家”后，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因此对于适龄男女婚嫁问题，制定了相关法令：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仍未出嫁即为犯法，家里人都是要跟着坐牢的。《宋书·周朗传》中即记载，“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这种强迫女子出嫁的初衷，虽然可能首先是出于增加社会人口的考虑，但在客观上确实解决了不少光棍娶不到老婆的问题。

　　刘宋前廉后腐，终至消亡

　　东晋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取代后，刘宋初期，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史称“元嘉之治”。《宋书·武帝纪下》记载，元嘉年间的社会风气比较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生活节俭。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文帝纪》则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曾特下诏书倡导“宜存简约，务令节俭”。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卜宪群介绍，《宋书》相关章节记载，由于两代皇帝都以身作则，因此朝廷敢于惩治腐败官员，甚至连势倾朝野的吏部尚书庾炳之，也因“颇通货贿”而被免官。

　　然而后来，寒人(门第低微的人)执掌机要后，腐败再次兴起。《宋书·戴法兴传》记载，权臣戴法兴等人在掌握大权后，利用手中权力，肆意纳贿，大行腐败，“多纳货贿，天下辐辏，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宋书·阮佃夫传》则记载，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寒人操持权柄，较戴法兴等人的权势更有过之，贪污腐败更厉害，“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

　　相传阮佃夫的宅舍园池胜过当时诸王的府第，歌伎数十人，技艺容貌皆数一数二。他从私宅内往东开凿沟渠，长十多里，供其私人泛轻舟，奏女乐。当他外出遇见知名人士，看对眼的，便邀请一起回宅舍。一会儿工夫，珍馔美肴无不齐全，甚至有数十种之多。而且，各种煮熟食物的火候、滋味都是恰到好处。前廉后腐，最终导致刘宋朝廷迅速地被“锈蚀”而终至消亡。

　　“风骚”一词典故出于乌衣巷

　　提及“风骚”一词，一般会认为这不是好词。特别是用它来形容女性的时候，常常使人联想到放荡轻佻、卖弄姿色等。然而，“风骚”一词最早就源于《宋书》，并与南京乌衣巷一位原来的“住户”很有关系。

　　许多人对乌衣巷的记忆都来自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怀古七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这首诗刻在巷口左侧一块毛体狂草石碑上，许多人路过时偶尔会看看这块碑，感觉夫子庙的小吃和秦淮河的游船远比千年古巷更有吸引力。

　　而实质上“乌衣巷”这个名字蕴含的历史，至今大约已经2000年了。相传东吴孙权的军队着黑色军服，驻扎在秦淮河北岸以拱卫京都的营地称“乌衣营”，这就是乌衣巷的来历。东晋时期，乌衣巷因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宰相王导，以及谋划淝水之战大胜、中兴晋室的宰相谢安及其世族子孙，绵延近300年居住于此而声名远播，并留下许许多多兴衰浮沉、变幻无常的故事。

　　相传谢安的重曾孙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其诗写得很有才气。《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莫不祖同风骚。”意思是400多年来，文体虽不断在变，但仍以《诗经》的《国风》和《楚辞》的《离骚》为典范。赞美诗作“媲美风骚”，指文采斐然，是非常高的称誉。

　　“土豪”最早是指“一方名人”

　　2013年，一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开始流行，原本有点贬义的“土豪”二字听起来似乎变得“高端、大气、上档次”起来。

　　“土豪”一词最早的出处就在《宋书》内。学者段双印介绍，在古代，土者，是土著的意思；豪者，指有才能、有威望、有权势的人。《宋书·殷琰传》记载：“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在此似乎有“一方名人”的意思，不算贬义。《宋书》里还有“土人强梁”的说法。“土豪”强调的是在地属性，“豪民”则强调其社会属性，总而言之，都是民间势力的代表。他们既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也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沦落为破落户。

　　后来“土豪”一词逐渐变异，而今天流行的“土豪”一词，又已然从政治符号变成时尚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