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睿墓出土事件

 

      这件器物为金质（图一），外观为细圆管状，其上錾刻通景山水，纹饰精细复杂，有人物、山水、松竹梅、凤凰等，管内装有耳挖、挑牙、镊子和柄状小勺四样卫生用具。外管上方佩以长长的金链，各样卫生用具均连于金链之上，可随身系带，管下端有圆盖，不使用时可连同金链全部装入管内，以保证卫生；金链的另一端呈如意云头形状，便于系在衣带上随身携带，通长４２厘米，管长８厘米，重４２．６克。耳挖、挑牙、镊子的功用不言自明，引起疑问的是那件功能不明的柄状小勺，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吸鼻烟时用的小勺。但根据文献记载，鼻烟在中国的流行要到清代的乾隆时期，明代晚期是否已开始有人吸食鼻烟并将吸鼻烟的工具随身携带还有待探讨。这套用具设计合理，别出心裁，比较明朝“金三事”等形制的金事件，在造型和功用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贵族休闲的生活。

 

      所谓“金三事”，就是三种随身佩带的卫生用具，基本组成是镊子、挑牙和耳挖勺。挑牙用于剔除牙垢，犹如今天的牙签；耳挖勺用于挖耳；镊子则用于清理毛发，和现在我们使用的眉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工具除具有实用价值外，还常常被串连在一起，成为一种佩饰。因为这些用具能接触人体，有特殊意义，有时还兼用于情人之间、主仆之间的馈赠之物。具体名称视制作的质料而定，以金制成者称为“金三事”，以银制成者称为“银三事”。

万贵墓出土事件

 

      其实根据考古发现的卫生用具实物，并不拘泥于一套三件，少的仅有一件或两件，多的达七件，像沐睿墓出土的这一套是四件，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器物称为“金事件”比较合适。许多明代话本小说里都提到过这样的用具。如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里说：“狄希陈仍到前面坐下，取下簪髻的一支玉簪并袖中一个白湖绸汗巾，一对金三事挑牙，都用汗巾包了，也得空撩与孙兰姬怀内。”《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因见春梅伶变，知是西门庆用过的丫鬟，与了他一副金三事儿。”从上述文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器物乃是家常带着的小用具，多半拴在汗巾儿的角上，揣在衣裳袖子里，随身携带，男女皆然，考古发现的实物也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８１年江苏泰州发掘的明工部右侍郎徐蕃夫妇墓中，在墓主人徐蕃身穿的补服左边袖内就有一块豆黄色素绸汗巾，汗巾的一角系着一根１８厘米长的银索，银索的另一端系着一根银牙签。浙江临海张家渡王士琦墓也出土过一件设计奇巧的金事件，它把用链子连在一起的牙签和耳挖勺贯穿在一个小金筒里，令人称绝的是小金筒居然做成手捧仙桃的仕女形状，使用的时候把牙签和耳挖勺从筒里拉出来，用完了再装进去，然后用一枚桃形的金塞子塞住筒口，真可谓匠心独具。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事件

 

      除了上面列举的实用器，金（银）事件还有一种属单纯装饰作用的佩饰。这一类型的“事件”在考古中也屡有出土，而且比明代早得多的墓葬中就发现过。如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一例，顶端为一朵镂空雕玉制倒垂莲，莲瓣边缘贯穿六根金链，分别系着玉制的剪、锉、刀、锥和小勺；倒垂莲的上端又以一根短金链相连，上接一枚金环，以方便佩系。这一玉事件上系着的仿真小工具虽然徒具外形，但根据玉缺少柔韧性、易折断的天然物理性质来分析，显然不能作为实用器来使用，只能认为是一种有趣的佩饰而已。此外，河北迁安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套银事件，银链下分别系着一根小银镊、一大一小两把银剪刀、一个刻花草纹饰的小银盒、一个提梁荷叶银盖罐和一个四瓣瓜棱的小银瓶，墓主人是一个少年女子。明墓中各种质料及各种造型的“事件”就更多见了，北京南城右安门外明万贵夫妇墓出土了一套金七事，上端以一根金链连着一片折合的荷叶，荷叶上相对立着一对鸳鸯，下端分别系坠七根金链，分别系着小剪刀、花鸟纹小荷包、宝剑、提梁荷叶盖罐、牡丹双凤纹小圆盒、带盖玉壶春瓶和曲状小锥。明中期以后，随着吉祥图案在民间的盛行，这种纯粹装饰性的“事件”已不再流行做成仿真的小工具形状，而多以吉祥物为主。如湖北蕲春刘娘井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的金事件，上为金钩，下为如意云盖，其下垂系金花、双鱼、方胜、葫芦等杂宝。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群中的朱氏墓出土的金事件为小金球连缀成的链子下倒吊一片金荷叶，下边一对鸳鸯各衔一串由如意云盖、金花、金钟、金铃组成的小饰件。上面提到的几个出土纯装饰性金（银、玉）事件的墓葬虽然时代有早晚，地点分布有南有北，但也有共同点，即墓主人都为女性，事件基本都出土于死者的胸部附近，有人说这种“事件”其实就是明代小说中描绘女性穿着时常提到的“坠领”，与项圈、项链有着类似的装饰功能，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