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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我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

　　那么，古代的议事的会怎么开？官员们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上交“提案”的呢？

　　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一个人拍脑袋”难免有局限性，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开“朝会”。

　　“集议”则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实在罕见。

　　“代表”们除了大臣，还有“基层代表”和专家学者

　　古代的“议事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4类：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的驻京大臣；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的“地方代表”；以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为主的“专业代表”；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

　　“基层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有些集议还安排先举行专家论证会的程序，如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朝廷欲就改变对羌人的政策开会集议，先通知长期主持对羌战事的赵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再将“博议”结果送交中央作为集议时的参考。

　　集议的开会气氛比仪制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无所倡议，最终也必须行使表决权，然后由“会议主席”向皇帝如实汇报。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谏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

　　爱提案的白居易被评为“最窝囊”

　　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3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综合《北京晚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