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圣杜甫《望岳》中的这两句话，充分展现了作者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雄伟抱负及其旷达开阔的胸襟。当我们学习和研究现代著名文博大家许顺湛先生的著述和学术思想轨迹时，我们将会深刻地感到，用这两句诗来评述许先生的学术理论体系，该是多么的恰当。

    登泰山而小天下。当你荡舟于人类文明史的海洋之中时，你会感受到这个体系的深邃和博大；当你不畏艰险而攀登到它的顶峰时，你会感受到它的雄奇和挺拔。尽管许先生已85岁高龄，但至今仍著述不辍，思维敏捷。他站在历史考古学前沿，捕捉学术热点，提出新的观点，而且往往是超人的、与众不同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许先生从事文博工作已整整六十年了，先后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合著）、《中国奴隶社会》、《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等。其中《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最能反映其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

     一、仰韶文化社会性质讨论与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的提出。

     仰韶文化是以于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种史前文化，距今约7200~4800年。因最初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受命于当时北洋政府负责发掘和研究，1923年开始陆续公布了他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当时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不承认中国存在石器时代，安特生的发掘和研究，宣告了中国无石器时代论的结束。安特生对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揭开了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第一页，揭开了我国新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页。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原始社会研究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人们高度赞扬仰韶文化的发现，把仰韶村遗址称为“文化圣地”。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普遍认为仰韶文化社会性质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针对这种状况，许顺湛先生对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检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仰韶文化“父系说”。在《文物》1960年第五期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富有创建地提出三个观点：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下层为夏文化。到1962年许先生再次发表《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高高举起父系说大旗，与母系说展开学术辩论。由于父系说“曲高和寡”，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艰难进行。十年动乱，便使这场学术论战被迫停息。1979年许先生再次发表了《再论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一文，重申了仰韶文化父系说观点。由于考古材料不断充实，学术争鸣的气氛越来越浓，重新开始的论战大大不同于60年代初期，支持仰韶文化父系说的学者日渐增多。黄崇岳、吴汝祚、刘式今、洛阳市博物馆西高崖发掘组的学者、王仁湘、巩启明等纷纷著文，从不同角度论证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1985年10月在河南省渑池县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研讨会，是对多年来仰韶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和总结，全国各地学者汇集在一起，把父系说与母系说的论战推向了高潮。仰韶文化母系说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父系说开始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支持。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了20多年，最终，以许先生三篇文章而定天下。同时，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还揭开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探讨的序幕。

    仰韶文化“父系说”是许先生研究中国古史的切入点。他务实求真，谦虚谨慎，顺着历史脉络去探索华夏文明的源头。几十年过去了，他付出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

    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与追寻文明源头的探讨。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差别甚大。许先生将此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研究。1985年在陕西考古所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先生首先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五条标准：即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生产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氏族部落酋邦化和礼仪制度规范化。并由知名学者童恩正教授作翻译，介绍给国外学者。1986年他又把这一观点整理为《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在《中州学刊》上发表。对这个理论概括，在1993年出版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中许先生作了清晰地界定。他没有跟风，他排除了“老三件”，即青铜器、古城以及古文字，它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许先生认为，世界上任何文明中心的形成，尽管其内容在程度上有不同，但都不可或缺这五条。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是在东亚地域中独立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考古学研究证实，以中原为代表的远古文明起源，可上溯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历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至夏商周三代，是一部完整的文化史、文明史。外域文化始终不占主要成分。有的学者认为，以文字出现作为主要标志，中华文明源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发现了宗教礼仪性质的建筑，如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认为中华文明始源于四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有的学者依据龙山文化发现了许多古城，认为中华文明诞生于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有学者综合文字、古城、青铜和礼仪性建筑，认为中华文明源于3600年前的二里岗文化。由此可见，由于标准不同，分歧极大，竟使中华文明之开始相差两三千年。因此，有的学者避开物质文化因素，把文明的标志视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否出现上，显然，这条路亦走不通。国家不是文明的同义词。在原始社会，文明促使了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一旦国家出现之后，国家的职能又促使文明的发展。由于人们对“国家”的含义理解不同，仍使这个问题莫衷一是。因此许先生的文明理论，为我们探讨远古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实质上，许先生的理论，不仅抛弃了十九世纪摩尔根等人社会发展模式，而且，亦抛弃了文字、古城、青铜为标志的“三大件”模式。这是许先生治远古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基础。

    三、酋邦是国家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必然引出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大课题。许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中讲：“我赞成原始群、氏族部落、酋邦、国家这样的序列。”并较详尽地讨论了上述几种社会形态转换的一般特点。显然，这个新的分期法与我们几十年来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把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国家的模式有明显的区别。许先生不以婚姻属性划分社会形态是符合中国远古历史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氏族社会是以亲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未按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演进模式发展。我国的一些学者，由于受摩尔根学说的影响，认为母系氏族是石器时代的产物，与文明无关；或者认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社会性质是母系制，龙山文化是父系制；或依典籍中有关尧、舜、禹、殷契、周弃从母居、从母姓、感应生育等记载，便认为夏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中国的文明社会从商代起等等。许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夏、商、周三代，其政权实质为宗族性政权，主宰国家政权的人是统治民族的贵族，虽说三代为奴隶制社会，但奴隶在国中所占比例较少，属于非经典奴隶社会。由此可见，硬套十九世纪摩尔根的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状况的。再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为例，其分布上下两千多年，纵横达数千里，其社会形态不可能以同一速率前进，在某一个历史横面上，可能同时存在各种社会形态，如原始群，母权制、父权制、双系制、部落联盟、酋邦制等。到了龙山文化时代，酋邦制可能发生重大演进，依《孟子•万章》引孔子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这说明，尧舜时实行的禅让制，到夏商周三代，变成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而这种禅递是合乎时代发展的。许先生在一篇著名论文《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历数了黄帝时代有八大发明创造，这些物质文明成就，奠定了酋邦制的诞生，并使初期的国家具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专政职能。社会这种职能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诸多文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结果。故此许先生认为，中国文明源于6000多年以前，中华文明时代自黄帝时代起。

    四、构建酋邦、王国、帝国文明“三段论”，畅游中华六千年文明史。
    
    寻找中国文明源头，再造中国文明史是许先生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五帝时代研究》这本巨著中，许先生引导人们如何走出古史传说的迷茫。把“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信史，复原中华恢弘的6000多年文明史。许先生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界定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独特的五帝年代框架设置，竟与中科院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教授用天文学材料推算出的年代框架高度一致。五帝时代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概念。许先生把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照，使人们看到了五帝时代的物质文化成就，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明确指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文化。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与龙山文化相当，中原龙山文化是颛顼、帝喾、尧、舜文化。这个研究结论，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说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期阶段。中华古代国家模式由五帝时代起，基本上是酋邦制、王国制、帝国制。五帝时代基本上是酋邦国家阶段，经历约2000年上下，距今6000多年至距今4100；夏商周三代为王国阶段，亦经历约2000年，从距今4100年至距今约1900年（即夏王国立国之B.C2070年至秦统一中国之B.C207年）；帝国阶段，经历了约2000年（即从B.C207年至清王朝灭亡公元1911年）。许先生的文明三段论是合理的，使人们清晰看到中国实实在在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许先生在其论著中多次指出，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他地域文明与中原文明最终融为一体，像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大一统的格局。

    五、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探讨
 
   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许先生在其著述中多有表述，他指出主要因素有科学技术革命、族团之间争夺生存空间、以及到后来的阶级斗争等。特别是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对推动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氏族部落时代起，经酋邦制到三代王国制、帝国制，他们的演进和发展，无不以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为先导，都首先被应用到战争和生产中去。许先生还详尽地论述了动植物驯化，农业的刀耕、锄耕、犁耕的发生与发展，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制石、制玉工艺的发明与应用，金属冶铸的重大成就，木漆器的发明，编织和纺织的发明，居室营造技术和演进，宫殿与宗庙建筑成就，城墙的建造与发展，以及众多的科学文化成就，如发明文字、度量衡的使用、天象历法的发生与发展、医药学的创建、绘画雕塑艺术的发生发展与繁荣、丧葬的发生与发展，人体自身的美化等等，无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相关联。因此，许先生的著作，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史、文明史，而且还是一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读后，更使人深刻地领略到中原文明博大精深，极富特色，而又光照寰宇。

    六、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模糊数学应用

    在所构建的中华文明史上的酋邦制、王国制和帝国制三段论框架中，史证最为薄弱之处在于酋邦制。酋邦制的时段与历史中的五帝时段相当。为此许先生在论证中专门开辟了一节“五帝年代框架的推测”。广证博引，选定如下时间空间：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10世（包括帝挚和尧）400年，帝舜1世5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始年，即禹代舜定在公元前2070年。为计算方便，把夏始年定在公元前2100年。在此基点上，加帝舜50年，即公元前2150年，即公元前22世纪。再加帝喾（包括尧）400年，即公元前2550年，即公元前26世纪。再加颛顼350年，即公元前2900年，即公元前29世纪。再加黄帝1520年，即公元前4420年，即公元前45世纪，即距今6000多年。这就是说黄帝始于公元前45世纪，即距今6000多年。由此可排出这样一个五帝年代框架：

    B.C2100~B.C2150   为帝舜代

    B.C2150~B.C2550   为帝喾（含尧）代

    B.C2550~B.C2900   为帝颛顼代

    B.C2900~B.C4420   为黄帝代

    这个年代框架与国家天文台赵永恒教授研究的成果十分吻合。纪年成果是有误差的，只求相近即可。

    在《中原远古文化》中许先生早就使用模糊数学概念，黄帝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相对应。上述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与此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五帝时代万诸侯”一节中，许先生从古籍中检索出黄帝时代的诸侯122个，颛顼时代新增27个，帝喾时代新增42个，尧舜时代新增61个，合计252个。加上，《山海经》中记载的100个诸侯，总计为352个。黄帝有万诸侯，直到大禹时会稽会盟时，执玉帛者还有万国。这里所列数字，已说明五帝时代已是诸侯林立的酋邦王国局面。张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