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什么是散文或散文的传统是什么，这是一个远比诠释什么是诗歌和小说更难以回答的问题。散文的界定或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文体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和递嬗过程。我们有过“为学术而散文”的时代，西方也有“把历史(哲学)用散文进行写作”的时代。尽管我非常崇尚纪元前简约、清晰、准确、质朴的“散文”行文，但还是倾向于作为文学(文体)意义上的散文，中国始于“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魏晋，西方始于“我本人就是这部书(《随笔集》)的材料”的蒙田。

　　关于作家或作品，尽管人们懂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但就每个一生有限的读者，其趣味、好恶、心智、观念乃至偏见，必定影响他的亲疏与取舍。就个人而言，我把古往今来的作家(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我称之是木质的、温善的、心灵的、精神的、导引的；另一类则是铁质的、冷峭的、头脑的、分析的、揭示的。当然，这种划分完全是相对的、非科学的、个人化的。对于人类，我将前者称作“建设”型作家，比较倾向心仪、认同他们。

　　根据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和经验，过去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精神和信念、对我的写作面貌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列夫·托尔斯泰(特别是他的《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梭罗《瓦尔登湖》、泰戈尔(特别是他的《人生的亲政》)、雨果《悲惨世界》、爱默生随笔、雅姆和布莱克诗歌、安徒生童话、纪伯伦《先知》及《沙与沫》、希门内斯《小银和我》、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萨迪《果园》、席勒《欢乐颂》、史怀泽《敬畏生命》等，以及我必须在此列举的马克·奥勒留的 《沉思录》和昂苏尔·玛阿里的《卡布斯教诲录》。对我来说，爱默生“最高等级的书是那些传达道德观念的书”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此外，我比较喜欢的散文作家还有卢梭、蒲宁、黑塞、普里什文、德富芦花、谢尔古年科夫、阿斯塔菲耶夫、米什莱、赫德逊、列那尔等。我比较喜欢的中国古今散文作家，主要有陶渊明、范仲淹、苏轼、鲁迅、丰子恺、巴金、柯灵、张承志、张炜等。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我内心始终有一种隐隐的抵触。我不否认它的特定价值，但我仍赞同泰戈尔当初对它的“本质上不是新的，而是衰颓的”看法。在我看来，总体上这是人类精神开始“崩溃”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人类精神开始“崩溃”的文学反映。但愿将来人们能够说：那是文学的一段弯路和歧途。

　　作家选择哪种文体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它更多的不是与天赋和技能而是与血质和精神相关，散文家E·B·怀特在他的《散文家》 一文中讲出半个真理：“只有那种生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才会有胆量和毅力去写散文。”在文学创作中，散文与世界(人类)的关系，是一种最为直接的关系，也是作家与作品相对合一的文体。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家和诗人是“幕后”作家，而散文家则是“台前”作家，一个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富于理想精神的作家必定选择“散文”，正如诗人布罗茨基所说：散文可以牵着读者的手把他领进那个“境界”，诗歌则需要连推带拉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50岁以后的托尔斯泰和“终极命题是‘人’而不是艺术”的鲁迅。“诗人笔下的墨迹像圣徒的鲜血一样圣洁”。在这个文字被轻佻地滥用的时代，我尊崇古人对文字的敬畏和虔诚。巨量的字数对一个作家也许是有益的，但世界对此已经表示了它的忧虑。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于臆测和防范、心理极易变态的民族，我愿意光明地、信任地看待一切事物，希望我的文字给世界带来的是善意和温暖，而不是相反。对于人类来说，我坚信有些东西是永恒的，而不是仅属于哪个世纪的，关于散文美学追求，我想借用惠特曼的一句话表达：“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质朴包含着文字的质感、朴素、简单和温度，以及一个作家对世界应有的爱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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