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谦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游移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关于起始端点的表述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或调适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宽广、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地域政治的利益考虑是至上的。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罗马帝国的贵族消费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生产、市场、消费，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我们在唐三彩极具写实风格的驼队、胡人的彩塑中，可以真切地观察到这种经贸活动俨然已成为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场景，丝绸之路的开放性特征已深深植入了中华文明的本体。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体系。乐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且已成为社会时尚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迎来了先秦诸子这一中国思想文化首个巅峰期的到来。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骋的军阵，也出现在贵族士庶梦想仙界生活的汉画像砖作品中，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佛教文化的传播轨迹与丝绸之路是基本重合的，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到达印度取经，又经由海路回到中国大陆，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全景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图。佛教考古学界把中国佛教石窟寺遗址大致划分为新疆、北方和南方三大区域，为我们具象地展示了丝绸之路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的衍变轨迹，不同地域、时代和风格的石窟、雕塑、壁画，既有彼此间的传承弘扬，也呈现出各自匠心独运的创新进化。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板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积极探索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组合进行全球布局，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同时，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更加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