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一部宏博奇伟的巨著，历来被视为先秦“杂家”代表作。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可见此书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下食客(《汉书·艺文志》称“智略士”)集体撰著而成。吕不韦是名义上的编撰者，有如现在的“主编”。不过，此书既以“吕氏”为旗号，又在其主持下编撰而成，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毋庸置疑的。

    兼容各家思想

    突出强调统一

    《吕氏春秋》成于众人之手，众人又是颇为自由地撰著，然后集为一书，因而历来被认为“杂家”著作。其实，兼容并包各家思想，“诸子之说兼有之”(汪中《吕氏春秋序》)，“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吕氏春秋附考》)，呈现所谓“杂”的风貌，正是《吕氏春秋》的基本思想特征。在《吕氏春秋》中，无论儒、墨、道、法，还是阴阳、纵横、名、农、兵，各家思想都有所反映。尽管时有矛盾、抵牾之处，却都包容于一书之中。这样看来，作为主持编撰者的吕不韦，似乎颇有容纳百川的度量。

    《吕氏春秋》固然具有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的基本思想特征，但也并非无所侧重。杂取众家之长，必有鉴别、抉择，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它“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即认为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倾向。《四库全书总目》则判定此书“大抵以儒为主”。现在看来，硬要认定《吕氏春秋》以某一家思想为主，也许是勉强的，因为此书毕竟以“杂”为基本特征。但应该看到其编撰目的，在于“记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序意》)，实质上是为秦王朝统一天下作理论准备的。所以书中特别强调“乱莫大于无天子”(《观世》)，并再三宣扬所谓“一”即“统一”的思想。《不二》篇说：“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执一》篇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大乐》篇又说：“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的思想倾向虽然不主一家，但强调统一的观点甚为突出，可以认为，这是统领全书的一根主线。

    内容宏博繁富

    体式新颖独创

    《吕氏春秋》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东汉高诱称其“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清代徐时栋赞其“瑰玮宏博，幽怪奇艳，上下巨细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读之如身入宝藏。”(《吕氏春秋杂记序》)此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文献和逸闻轶事，内容浩博，涉及广泛，无论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音乐学、农学、人才学等等领域，都有很高学术价值，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吕氏春秋》“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自序》)体式宏大、新颖，前所未有。全书分为“览”、“论”、“纪”三大类，各类下分8、6、12组，各组分别包括8、6、5篇，总计160篇文章。编排整饬，自成系统。这无疑是一个新颖的创举。先秦之文从语录体到对话体及对话的连缀，再到独立成篇，最后发展为《吕氏春秋》式的系统化专著，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尽管为了强求整齐，不免有敷衍、割裂、重复之病，但这毕竟只占全书很小比例。况且此书体式新创，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整体看来，它在体式上的独创性、严整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确实是难能可贵而值得赞赏的。刘勰即盛赞“吕氏鉴远而体周”(《文心雕龙·诸子》)；章学诚也指出：“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校雠通义》卷三)不仅如此，其体式还为后世的一些专著以及“类书”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指斥时君时政

    文风平易晓畅

    《吕氏春秋》的文章，现实针对性强，敢于訾议时君，指责时政，颇富批判精神。如《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去私》篇又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圜道》篇更挑明道：“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这显然是针对期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王发论的。又如《节丧》篇抨击当时的厚葬之风，也分明是针对秦王之奢靡而发的。敢于指斥时君世主，放言无惮，充分展现了战国时代勇于争鸣的时代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虽然时有尖锐之论，但全书文章大都立论平稳，摆事实，讲道理，不作空言，不尚文采，平易晓畅，颇有务实之风。与诸子之文相比较，它不像《孟子》的滔滔雄辩，不像《庄子》的汪洋恣肆，不像《韩非子》的锋芒毕露，也不像纵横家的辩丽横肆，其风格颇近似《荀子》之文。也许，所谓“著书布天下”的“荀卿之徒”，便是此书的主要执笔者。

    史载《吕氏春秋》书成，吕不韦十分得意，大肆炫耀，公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似乎此书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一字千金。其实真相在于，当时秦相吕不韦权势煊赫，令人畏惧，谁敢去“增损一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