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成书至今应该有六七百年了，虽然早就风行天下，但多数时间里它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当。例如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就都很怕它、厌恶它，不时有令诋毁、查抄、禁毁它。但是，谁都知道，那两个朝代禁毁《水浒传》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平安。而被万千摧残的《水浒传》不仅安然无恙地流传至今，上世纪中叶和前些年还曾经“热”得如日中天。真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诋毁、禁毁《水浒传》，虽然有某些政治上看得见的理由，如近代“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后来又提倡“小说界革命”的第一人梁启超先生曾认为：“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桃园之拜，处处梁山之盟……遂成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但这实在是政治上的迂腐之见，文学上的皮相之论。《水浒传》非“倡乱”之书也！若从古代政治文化的角度论小说，《水浒传》才是真正的“忠义”和“爱国”之书！

　　《水浒传》的“忠义”与“爱国”，首先表现在“反贪官，不反皇帝”。

　　《水浒传》“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学者们的共识。因为“反贪官”之故，梁山多次与官军作战，并战而胜之，这看起来像是鼓动“造反”。但是，围剿梁山本就是贪官蛊惑皇帝的馊主意、蠢伎俩，所以梁山对敌官军实质上仍是造“贪官”的反。贪官从来是百姓的大害、一切政权的蛀虫，一般说皇帝只要不十分弱智或脑残，就不喜欢和不庇护贪官，而愿意顺从民意，惩治腐败，以长治久安。从而《水浒传》的“反贪官”，就不只是“不反皇帝”，而是帮助皇帝消杀蚀害政权的蛀虫，是真正的“忠于皇帝”。所以，《水浒传》中虽然有李逵口无遮拦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是随即被戴宗斥为“胡说”。而真正的贫苦渔农阮小五唱道：“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才是作者以及宋江等绝大多数“梁山好汉”的心里话。

　　其次，宋江等绝大多数“梁山泊好汉”一直是以上梁山为负“罪”在逃，以待罪梁山之身如葵花向阳，时刻准备“归顺朝廷”。

　　《水浒传》写宋江从来不敢也没有承认过自己要造反，反而是在“杀惜”以后几乎逢人便称“我是个犯罪的人”，而且他上梁山前后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自己以至梁山全伙争取被朝廷“赦免”或“招安”。这在梁山上也不仅是宋江个人的意志，而是除李逵等个别人外，包括“恐托胆称王”的晁盖在内，大小头领都自觉是犯了“弥天大罪”。从而以心迹论，“梁山泊好汉”多数可说是身在绿林而心存魏阙，有为盗之迹而无作乱之心。

　　第三，宋江等多数“梁山泊好汉”“归顺朝廷”，是为了“与国家出力”。

　　《水浒传》写宋江本人曾执意不上梁山，不得已而上山并终于坐上第一把交椅后所起的作用，竟然有似于受朝廷派遣策动“梁山泊好汉”归降的一个“卧底”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无非千方百计要把这一百零八人带下梁山，“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水浒传》写宋江，“与国家出力”是讲得最多也最实的话。招安后“征辽”以攘外，“平方腊”以安内，都是宋江等“与国家出力”之举。我们看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夥受招安》写宋江传令：“众弟兄在此，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次後晁天王上山建业，如此兴旺。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到此，推我为尊，已经数载。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其欣喜之情，正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与爱戴。这样的宋江，鲁迅先生从反封建的立场说他“终于是奴才”，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水浒传》肯定这样的“奴才”，封建统治者还把它视作不利于“维稳”的“倡乱”之书，岂不是有目无珠，把作者的一片好心当作了驴肝肺吗？

　　最后，宋江是封建时代“千足金”忠君爱国的典型。宋江肯定是一个自私的人，然而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人生理想使他始终维护朝廷即国家的利益。他初交武松临别赠言说：“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里期待武松的，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正是对这一理想的生动实践与诠释。而盖棺论定，全书结末写宋江明知自己为奸臣毒害将死，还最后为了梁山“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当然也是国家的安危——用药酒毒死了反心未尽的李逵，献上了他一死之人对“赵官家”最彻底的“忠”。其临终遗言“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使宋江成为小说中堪比岳飞的“千足金”忠君爱国的典型。

　　总之，《水浒传》一部大书，思想够复杂，也不可能完美。但是从古代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却是一部宣扬“忠义”与“爱国”、真心资治于朝廷弥“盗”维稳之书。近年来仍有学者著书诬蔑《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还有政协委员提案禁演《水浒传》电视剧，真是当今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不和谐音！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