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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教授:大航海时代 荷兰船上已有中国水手

2014/11/28 10:17:35 点击数: 【字体:

  昨天,庆安会馆开了一场“聚焦舟船中国,联结海上世界”2014中国古船研究学术研讨会。荷兰、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波兰等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事“大腕”都来了。到场的中国船史研究会负责人说,这是宁波走向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会议,这么国际性的会议,国内真不多。

  来自鹿特丹的荷兰莱顿大学文学院包乐士教授,为了参加会议,连原本要动的手术都延后了。第一个发言的他语出惊人:在荷兰的大航海时代,有一群被遗忘的中国人,他们是东印度公司雇佣的水手,而这其中不乏宁波人的身影。

  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

  荷兰船上已经有了中国水手

  现场,包乐士教授在大屏幕上放了一张照片:在城市街角叫卖着花生糖的孤单身影。

  这些人,荷兰人称为是“花生糖中国人”。包乐士教授说,他小时候常能见到这些人。

  “当时我很好奇,就上前去问,发现他们都是1930年左右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的汽船中国水手,他们没有工作,滞留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那些在街角叫卖花生糖的人,现在已经消失了。包乐士教授的这段记忆却在最近再次被唤醒。前几天,他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收藏品中,发现了当地艺术家雅各布·佛斯(Jacob de Vos,1774–1844)的一副素描画:

  位于阿姆斯特丹公司总部的庭院的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客栈,17名中国人围着一个大罐或站或坐,罐中食物已煮好,炉膛正上方的烟囱口挂着正待烘干的衣物。这些人看起来很放松:抽着烟斗,点着蜡烛,打着盹儿,咂巴着嘴,用筷子在碗里扒着米饭,或忙着做饭。

  这幅画的标注是“客栈里的中国水手”,他这才知道,原来早在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荷兰的船就已经在雇佣中国水手了。

  他翻查了当时的史料,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1756年7月5日,考虑到舰队缺少欧洲与摩尔水手,荷属东印度总督雅各布摩塞尔(Jacob Mossel)首度提议雇佣中国水手为公司服务,作为实验,他们在巴达维亚碇泊处,就地雇佣了一群中国人。

  结果,这一尝试效果还不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短途穿行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上,中国水手渐渐多了起来。

  水手多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

  收入是欧洲水手两倍

  根据包乐士教授的研究,当时雇佣中国水手,是有讲究的:组团,一般26名水手一组;怎么雇佣呢,就是通过中国船长和巴达维亚的华人公馆签下合同,他们会为返回荷兰的海船招募中国水手,公司转而与专业劳工掮客签订合同。

  之所以提出这一提议,是因为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的帆船,可以每年二月随东北季风而至,随西南季风返乡,确保了水手的稳定供应量。

  为了吸引中国水手应征,公司开出了10个银币的月薪,这是欧洲水手收入的两倍。在伙食上,则跟欧洲同行们一样,有食盐配给、火腿和肉。

  在管理承包年税的条例中,包乐士教授发现,当时招募中国水手的承包人陈果哥(Khoeko,陈垦使)获准每天屠宰三头免税的猪给这些水手。水手到达荷兰后,公司还允许他们预支两个月工资以购买衣物和食物,这笔钱会在他们返回巴达维亚时从分发的工资中扣除。

  干活时,雇佣方也尊重中国水手的习俗:荷兰商船都是以方形帆为主帆,但是中国人都不愿意爬到帆缆上去解风帆和绑风帆,为此,公司专门配备爪哇水手来干这个活。

  包乐士教授还查阅了巴达维亚总督和议事会决议册,发现:1784年到1793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雇佣了不少于1000名的中国水手出洋;1783年9月的报告则称,在巴达维亚碇泊处、公司码头、以及航行与亚洲水域的各种船舶上,有分属于41个派别的约1066名中国人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1794年9月《通告(法令)手册》(Plakaatboeken)中,还有这么一条:1788/1789年度付给中国水手的工资数目太大,人们提议在账簿中增加“中国雇员的工资”这一特殊栏目。

  一个世纪后,矛盾出现

  中国水手的身影,渐渐消逝

  公司与华人奇特而良好的合作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然后,矛盾也出现了。针对中国水手的特殊法规,开始被一一确立。

  “比如吧城当局发布法令,要求到访的中国人,要按月交12斯梯弗(0.6盾)的暂住税。而在荷印公司驻爪哇的总部巴达维亚,城里和城郊居住的所有14岁以上的中国男性都必须按月交纳人头税,以免于服军役或劳役。”包乐士教授说。

  还有一点,传统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船员是从多个欧洲国家中招募的,中国船员混迹其中,格格不入。虽然公司许诺每月给他们9至10个银币,但订立契约的决定权掌握在垄断者手里,船员们的生活艰难。

  1783年10月,离开巴达维亚的Java号和Slot ter Hoge号上的中国船员,甚至还受到了虐待。最严重的一次,1740年的秋天,因为巴达维亚城的经济危机、非法移民现象的猖獗和华人社区中领导阶层的瓦解,当地还发生了“华人大屠杀”(史称“红溪惨案”)。

  水手这个名字,渐渐成了禁忌。

  回想起这一段航海史,包乐史教授感慨:一边是阿姆斯特丹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画面,一边是中国水手在船上艰难的工作条件,这些在大航海时代中奋进的中国水手,是不该被遗忘的一群人。本报通讯员 黄定福 本报记者 邹洪珊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钱江晚报(201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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