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扬州隋炀帝墓的发现又一次引起人们对这位争议颇多的封建帝王的关注。自隋朝灭亡以降，古今学者大都将隋炀帝简单地视为荒淫暴虐的典型。近年来，有关隋炀帝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摆脱简单化倾向，对隋炀帝统一中国、营建东都与开凿大运河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订和评价。实际上，在防治和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国祚短暂的隋朝确有一些发展和创举，其中隋炀帝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论述这一问题前，我们不妨先对隋朝的自然灾害情况进行扼要分析。据邓拓先生考证，“就文献所可稽者言，则自统一以至衰亡，忽忽二十九年间，被灾凡二十二次。计旱灾九次；水灾五次；地震三次；风灾二次；蝗、疫、兼饥各一次”（《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21页）。或许受当时资料的限制，这一归纳并不全面。以《隋书》《北史》《南史》《陈书》为基本史料进行统计，我们发现，隋朝有记载的自然灾害共30多次，平均每年都发生自然灾害，其中最为严重的几次灾害都发生在隋炀帝时期。

    隋朝共发生水灾12次，其中大水灾4次。如大业二年（606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隋书》卷22《五行志》）。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大业七年（611年），“是岁，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隋书》卷24《食货志》）。这次水灾波及范围超过全国五分之一的郡，造成重大死亡，其严重程度非常罕见。隋朝一共发生旱灾9次。开皇五年（585年），“后关中连年大旱”（《隋书》卷24《食货志》）。大业八年（612年），“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隋书》卷4《炀帝纪下》）。大业十三年（617年），天下大旱，“自淮及江东绝水无鱼”（乾隆《江南通志》卷197）。除了水旱，其他灾害主要有地震、山崩、雹灾、蝗灾等。《隋书》中记载，隋朝一共发生5次地震。较为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600年，“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同时引发风灾，“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压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应”（《隋书》卷23《五行志下》）。

    可见，隋朝的自然灾害是比较严重的。自古以来，为了稳定统治，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对自然灾害的防治。而与前代一些统治者有所不同的是，为了防范与应对灾害，隋朝最高统治者尤其是隋炀帝除了采取赈济和免除租赋、课役等传统防灾救灾措施之外，更加注重防灾减灾长效措施。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开凿大运河极大地提高了排洪抗旱能力，使之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防灾减灾工程。大运河开通之前，黄河河床自三门峡以东，因泥沙淤积，河床平行或高出地面，完全依靠两岸筑堤堵防，故经常泛滥成灾。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隋文帝开挖广通渠的基础上，隋炀帝大规模开凿运河，使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渠渠相连，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从南到北构成了南北水道运输网络和水利灌溉体系。因运河横接各大江河中下游，如遇洪水暴涨，运河水位增高，则能南北排洪；若遇天旱，运河两岸便可引水灌溉田亩，使两岸千万顷田亩免受旱情。特别是通济渠的开凿，不仅把黄河、淮河的航道连为一体，而且使中国东部的黄淮平原构成了一个便利的水利灌溉网。运河开通之后，东部各地农民返家垦荒复耕，引水灌溉，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因此，尽管大运河“对沿运地区环境有不良作用”（邹逸麟：《从生态文明角度看大运河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4日），但总体上仍极大地提高整个国家的防灾减灾能力，成为“为后世开万世之利”的工程。

    第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客观上为灾后救援提供了极大便利，提高了灾后救援效率。交通条件的改善是提高灾后救援能力的重要前提。大运河开通形成了贯通全国各大水系，连接江苏、浙江、山东、河南与河北五省的水上交通网络。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隋炀帝也非常重视陆路交通的修建。与大运河配套的水运码头，实际上也是四通八达的陆路驿站。大运河两岸长达6000多公里的“双轨”御道，也发挥着陆路交通的作用。包括御道、驰道和直道等陆路工程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时称“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全隋诗》卷1）。隋炀帝时水陆交通体系“以长安、洛阳、太原这个三角区为中心，形成一个田字形的水陆交通网，再通过江河道路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延伸，联系各地”（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显然，隋朝全国性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客观上为灾后救援和赈济提供了极大便利，提高了灾后救援效率。

    第三，通过广设仓窑储存粮食以“备岁不足”，提高了自然灾害防范与救助能力。我国自古就有重视仓储的传统。《礼记》指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隋朝正式创建了义仓。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令各州军民共建义仓。收获之日，按贫富量力交纳粟麦，在最基层的社会仓窖存贮，灾时发此充赈。义仓是一种民间备荒自救性质的仓储组织，能够起到蓄积先备，“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的作用。除了鼓励民间储备粮食，隋朝还设立了大量官仓。隋炀帝建东都洛阳时，在宫城东建了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窑，窑别受八千石”（杜宝：《大业杂记》）。后来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窑，窑容八千石以还”，“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窑”（《资治通鉴》卷180《隋纪·炀皇帝》）。“隋氏西京太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亦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郡”，乃至“资储遍天下”。以至于王夫之在论及隋炀帝时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读通鉴论·炀帝》）。如此丰富的粮食储备，显然为隋朝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自然灾害，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通过建立世界最早的医科学校“太医署”等医学发展措施，提高疫病防治能力。医学水平决定着疫病防治能力。隋朝太医署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科学校。隋炀帝非常重视医学，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炀帝时改门下省为殿内省，统尚药局。“太常统太医署令二人，丞一人，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药园师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设有内科、外科、儿科、针灸科、按摩科与兽医科等，建制颇为完善。医师部271人，药学部52人，行政人员16人，共计399人。著名医学家巢元方即为大业年间的医学博士，他受命撰写了《诸病源候论》。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药理学专著，共50卷，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科1700余种疾病分为67门，分别从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演变过程及预后等方面进行确切的论述。隋炀帝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四海类聚方》2600卷，简本《四海类聚单要方》300卷，对医方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这些做法对提高当时乃至后世的医学水平，有效增强疫病防治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炀帝采取的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高了隋朝的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而且对我国古代防灾减灾有着重要影响。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举措却未能阻止隋朝快速走向灭亡的步伐。虽然“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文帝），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但很大程度上隋炀帝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滥用民力等做法加速了这一进程。如大业八年发生严重旱灾，灾荒与衍生疫病造成山东、河南、河北地区大量人口死亡。但隋炀帝无视灾情，一方面“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资质端丽者，每岁贡之”（《隋书》卷4《炀帝纪下》）；另一方面，仍不肯暂停征辽之举。他统治后期，更是把《大业律》踩在脚下，一意恢复酷刑，赋税、兵役、徭役都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引发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隋朝随之覆亡。

    杨安华（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GL08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