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的民国热中,我们看多了张爱玲穿旗袍的不可睥睨,林徽因的才貌双绝,民国“四大美男子”的气度,清华国学四导师的异彩……可在当时的普通百姓看来,民国留给他们的,更多是战乱和贫穷。

　　命都保不了,还谈什么教育

　　民国范儿?1932年出生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高级教师章宏礼却陌生于这个词语,因为在他的童年里,到处是动乱和烽火。小时候他住在浙江三门县,日本人经过时,他随堂哥逃到乡下去避难,从此居无定所。

　　“我今天在这里呆两天,过几天又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样过来的。连生命都保证不了,哪谈得上教育!”他记得邻居在上海一家味精厂当职员,厂是外国人开的,不是日本人的,就因为这个,日本人就把他的宅子全烧光了。

　　71岁的王云记得,三四十年代,街上很乱,到处都是打仗的,普通百姓不敢出门,飞机在头顶上轰鸣,就把床支高一点,全家躲在床底下。后来战争越来越激烈,只好躲到地窖里面。“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王云那时候才5岁,经常看到有胆大的人跑到街上抢面粉,因为很饿,连危险都顾不上了。

　　“当时物资非常短缺,我们院里有个蔡老师,是小学的教员,他把书都撕掉当柴火,在院子里偷偷烙饼,实在是太饿了。后来,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爸妈就领着我们挑着担子往姥姥家走,像逃难一样,很多人都扔掉了不需要的东西,路上乱七八糟的,也没人捡,命是最重要的,东西都不重要了。”王云说。

　　“农村没地的,就在秋收的时候拾粮食去。村里有个人,一直到18岁,连衣服都没有,夏天就赤身露体。”80岁的山东警察学院退休教授张复天回忆,那个年代,贫穷和灾难剥夺了人的尊严。

　　六年级毕业已经很有文化了

　　山东水利勘测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黄贻生出生于湖北省石门县,当时县里只有两所中学。公立的学校只招收两个班,一共120人,非常难考。“我没有考上公立学校,就读私立的,可是私立学校的学费贵一倍。”黄贻生记得,那时候不交钱,交实物,两担稻子,四个箩筐,有二百多斤,一般家庭完全负担不起。

　　“那时候能学完高小已经是很有文化的人了。”80多岁的赵黎平说,当时上学用的是国民党自编的国家标准课程课本,分为初小和高小,初小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共学八册书,高小是五年级到六年级,学第九到十二册书,一个镇上就一所高小。

　　“高小不好考,你要是考不上还可以到初小再上学,然后接着考,很多人都留级五六年才考上。”章宏礼初中毕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人”,他说,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校生活,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1949年冬天,我在三门中学初中毕业,那是县里唯一的中学。你想象不到那时的中学条件有多差,初中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烧杯、什么是试管、什么是显微镜。”章宏礼说,球场是在竹林里开出来的一片场地,有松树,篮球架就是利用南北两棵松树做的,在松树上面拴上一个铁圈。“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现在所说的民国大师,大学离我们太遥远,更何况是他们,我们过的只是普通的生活。”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一　张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