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现在被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龙看来，这廉，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

　　天理良心，是于成龙施政的基础，也是他力量的来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纸任命，只是给了他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和正当的资格，并不能帮助他在朝野建立声望，以及几百年来一直被人拥戴和铭记。

　　以天理良心为本，那么为官以廉，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需要特别追求。

　　A 于成龙以前朝副榜贡生出仕

　　清朝顺治十八年五月，于成龙以前朝副榜贡生的身份，被朝廷选任为广西罗城知县，时年45岁。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介于不惑和知命之间的于成龙，这个选择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尽管我们现在已不清楚他经历过怎样的纠结。

　　明清以后，官僚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和严密，科考入仕被视为做官正途，而“副榜贡生”，是那些参加乡试没有正式成为举人，但成绩还算过得去，所以列入副榜，可以去国子监继续深造的读书人。以副榜贡生当知县，说是正途出身已然十分勉强，也就是在清朝初年人才缺乏的状况下才能实现，再往后，正牌进士、举人都不一定能轮得上。当于成龙日后成为两江总督，这个“副榜贡生”的功名，还会写在他仪仗队上的大红官衔牌上，他手下僚属数百人，可能没有人功名比他更寒碜了。于成龙也知道自己这个劣势，但他雄心并未减少，“我辈虽非科第中人，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

　　更违和的是“前朝”。于成龙的副榜贡生，是在明朝崇祯十二年中的，明亡之后的顺治八年，他也参加过乡试，只是没有中举，所以终其一生，顶着的就是这个明朝的贡生功名。而在古人的观念里，参加明朝的科考，却在清朝做官，严苛点说，也是失节。清朝不同于一般的王朝鼎革，还是异族入主华夏，在视华夷之辨甚于君臣之防的古代，这更是有损清誉。他甚至不像泽州的陈廷敬。陈廷敬在早于他三年之前便高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为庶吉士。但陈比他小23岁，自记事起，便是满清的臣民，不会背负历史包袱。而与于成龙同辈的人，转变就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在于成龙出仕的前一两年，本省的名士、长他12岁的傅山还在四处奔走，矢志反清，很多国内一流的文士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即使不再反清，至少也持坚定的不合作态度。这些人在当时和以后，都被视为士林的楷模，于成龙却剃发易服，跑去比家乡永宁州更偏僻、更艰苦的罗城县做官。

　　罗城县在广西，古时被看作是瘴疠蛮荒之地，在那儿做官，能生还就是大幸。而且，顺治十六年即于成龙出仕的前两年，罗城才被纳入清王朝版图，实际还是个化外之地，民性悍勇好斗、冥顽难治，前两任知县一个被杀，一个弃官跑路。再加上战乱过后，几乎是一片白地。当于成龙到了罗城，迎接他的是一座没有城墙，居民只有六户，荒草丛生的三间茅屋就是县衙的县城。于成龙只好用土垒个案桌开始施政，晚上就寄居在关帝庙里。随行的五个仆人，很快就受不了，病死一个，剩下的说什么也不肯再待下去，于成龙无奈只好将其打发回去。后来，于成龙的儿子又买了四个仆人送过来，但很快，病死三个，吓疯一个。于成龙索性不再用人伺候，一个人住了下来，做饭、洗衣自己干，忙起来一天只吃一顿饭。于成龙不是没后悔过，“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也曾向上级请求放他回去，但罗城县好不容易来了个知县，怎么可能轻易放走，自然不了了之。

　　实际上，于成龙是不需要吃这番苦头的。于家在明朝弘治年间，出过一位御史中丞，名叫于坦，由此开始开枝散叶，成为永宁望族。到于成龙时候，各房分立，虽然不再豪富，但也是中上人家。于成龙的功名，出仕虽嫌不足，但在当地，足以成为头面人物，随着时局安定、社会发展，因有功名又不需要缴赋纳税，家境不难小康。何必变卖家财，跑去罗城？名，没什么好听，利更是得不到，于成龙图的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注意一下，于成龙出仕的顺治十八年。那年正月，顺治皇帝去世(民间说是出家)，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成为这个庞大帝国新的统治者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的开创者，换句话说，不论是于成龙自己的人生，还是大清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B　于成龙的抱负，是要重建秩序

　　但是，这个新时代的来临，并非显露着气象万千，而是满目疮痍。像罗城那样的地方，比目皆是。帝国庞大的疆域需要人治理，基层官员的缺乏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所以像于成龙这样功名很低的读书人，也能做一县之主，施展自己抱负。

　　古代读书人的抱负，可以说是“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诗意地说，也可以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皇帝——不论什么样的皇帝——共治天下，读书人都有这种天然的自觉。

　　而当时的“天下”，明亡清兴已成大局，只是乱世余波还在，不用说在遥远的边疆，还有南明小朝廷不奉新王朝正朔，就是在广阔的内地，忠于前明的势力、趁火打劫的土匪依然挑战着新王朝的统治，最重要的是，经过数年的战火，城池毁弃，乡村凋敝，民生困苦，是对新王朝执政能力的最大挑战。某种程度上，百姓并不管皇帝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谁能结束乱世，谁能建立秩序，让他们安心地做工、务农，活下去，他们就会在谁治下做顺民。

　　儒家最重秩序，孔子的政治观念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尽其本分，就可以称为盛世。而于成龙们的出仕，便能为天下重建纲纪，为生民结束离乱。于成龙虽然曾经后悔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荒檄皆王土，惟国家所使耳，人生仕宦，岂择险易哉？”

　　于成龙担任罗城县令7年，主要的功劳便是为罗城重建了秩序。他编制保甲、约束县民，有敢于犯案的，他也敢下狠手，“盗有犯者立斩之，悬其首于竿，由是盗皆屏迹。”县内有几个大族倚势横行，于成龙也是该抓的抓，该杖的杖，很快便让他们规规矩矩。有了秩序，逃亡的人乐意回来定居，百姓也能安心生产。仅仅三年之后，罗城县就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成龙后来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也许就是因为在罗城，他实现了一个儒者的最高抱负，将一片荒芜变成人间乐土。

　　于成龙45岁担任罗城县令，68岁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仕途23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朝着建立秩序的方向努力。鉴于康熙初年全国并不稳定的情势，所以于成龙最为人称道的本领、政绩都在缉盗剿匪，其余劝农桑、兴教化、平诉讼等等，便是一般能员也能做到，倒不需要特意说明。为了能够让社会安定，他不惮采用最暴烈的手段，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就算是古代那些酷吏也要咋舌。

　　于成龙在罗城县令任上7年之后，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又过了3年，调任湖北黄州同知，驻在歧亭。黄州同知作为知州的副手，负责的就是保境缉盗。歧亭在黄州和麻城县交界，山高林密，好几伙盗匪啸聚山林，于成龙刚一到任，就抓了大盗9个，公开示众，除了有当地百姓作保不再作乱的两个，剩下7个，全都活埋。由是合州震动，一郡盗匪从此惊匿。但活埋，于法无据，承平时节，不免要被人参劾非刑杀人。

　　不仅如此，于成龙还化妆易名深入匪巢，和土匪们打成一片，甚至有了一把交椅，成了头头，然后择机一网打尽，全部砍头。据说临刑前，念在土匪们招待之情，还赏了他们顿酒菜，这才洒泪作别，上演了港片中“对不起，我是卧底”的老套情节。在民间固然是传奇，但在官场，也就是于成龙，如果是别人，上级轻则告诫不足为训，重点儿就会接到“有失官体”的批评了。

　　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乱，十三年，吴三桂打下湖南，兵锋直抵湖北。当年于成龙已升任福建建宁知州，但经巡抚张朝珍之请，改任武昌府知府。湖北境内的一些武装势力因吴三桂作乱也想趁时而起，于成龙四处救火，身入虎穴招降叛军，乃至提刀上马，亲临一线。有一次形势危急到几乎全军覆没，幸亏于成龙临危不乱，不仅不后撤一步，反而带头冲杀，终于转危为安，平定叛乱。那一战，叛军被斩首数千人，血流成河。有了这样的例子，其他叛军都非常忌惮，于成龙或剿或抚，无往不利。当年年底，于成龙平叛初步成功，他在麻城县黄市村勒石纪念，铭文说“龟山以平，龙潭以清。既耕且织，东方永宁”。

　　C　对于成龙来说，为官以廉，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

　　于成龙杀人虽多，但从古至今，没人说他是酷吏。因为于成龙手段虽烈，但秉的却是一颗慈心。他某次平叛之后，搜出了叛军的名册信件，却没把这当作线索，而是付之一炬，让那些隐匿的盗匪得以放心下山为民。其余愿意放下武器的盗匪，于成龙也不会算旧账，很快将他们赦免以及妥善安置。这政策非常有效，连外省的叛军都慕名前来投诚。

　　当然，于成龙并未考虑过他的手段是酷是慈的问题，在他看来，那只是些细枝末节而已。杀人不足以判他酷，不杀也不能说他慈。在他出仕之初，他对友人说，“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对待百姓的菩萨心肠，和对待盗匪的霹雳手段，都是从这四个字生发出来的。

　　天理良心，这是于成龙施政的基础，也是他力量的来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纸任命，只是给了他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和正当的资格，并不能帮助他在朝野建立声望，以及几百年来一直被人拥戴和铭记。

　　于成龙现在被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龙看来，这廉，也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以天理良心为本，那么为官以廉，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需要特别追求。他死后大儒熊赐履给于成龙写墓志铭，其中有言“三代而后以廉干称者代不乏人，然类多矫饰沽激，流为刻复，以纳于偏畸，故措施建竖、表里初终，往往难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质任自然，略无矫强刻厉之迹”。

　　于成龙初任罗城，再官合州，两处地方都很穷，做罗城知县时他要自己做饭洗衣，而去了合州，正赋只有15两银子，于成龙想不“廉”都困难。百姓看父母官过得清苦，就凑些银钱送他，于成龙温言劝勉，让他们拿回去奉养父母。但同时，他升任知州，赏识他的巡抚给他盘缠，他也不打算拒绝。

　　所以，他的廉，更可以说是天理良心的外在表现。把他和明朝第一廉吏海瑞相比，我们会发现他比海瑞少了些刻意和刻板。当然，海瑞在明朝晚期那样奢靡的社会氛围下，矫枉必须过正，非如此不能挽回世风，而于成龙，糠也吃过，但并不以吃糠为荣，条件好些，就不吃了。他还爱喝酒，一天至少要喝一壶，总有三四两。这名声传遍广西、湖北的官场。那次平叛胜利，湖北巡抚张朝珍长出了一口气说，你们都说我不应该用“醉汉”，现在谁还有话说？

　　而在“天理良心”之外，于成龙选择和坚守廉洁，还有别的原因，这较少为人提及，但却不能不注意。于成龙在家乡永宁州时，曾在当地安国寺读书6年，并与寺院住持纯天交好，6年间，两人常常攀谈。我们无法判断于成龙的佛学修养如何，但可以清晰地知道，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对于成龙的影响非常大。如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发布过《禁送节礼谕》中说，“本部院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赃物，而平分男盗女娼之报应也”，很直接地表现了他的廉洁，乃是因为不愿意遭受报应。又如他批示苏松道台清理狱政的报告，命令相关单位善待囚犯，勿令饥馁，修缮牢房，以免疫病，这样就能“阴功浩大，子孙受福无穷”。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认为，他所承受的一切，也是因果所致。罗城知县任结束，他升迁荣别，给友人的信里说，“间尝祝告城隍，谓我无亏心事一点，当令我及早还乡。幸得保存性命。回想同寅诸公，死亡无一得脱，鬼神无爽，能不寒心？”

　　古代士人，学佛好佛者很多，即使内心相信因果报应，但表现出来的，或乐于表现的，还是他们对于佛教哲学的熟稔，写禅诗、打机锋才是他们最惯常做的，而像于成龙这样，有如乡下老婆婆一般，将因果报应挂在嘴上、行诸公文的，可说十分罕见。就这样，一端是“天理良心”，一端是“因果报应”，互为表里，构成了于成龙精神世界的底色。

　　需要特意说明的是，说于成龙惧怕报应而选择廉，无损于成龙的伟大。人有所畏惧，才有底线，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坚信自己所为符合“天理良心”，又使得于成龙无所畏惧，天下事无不可为。这两者并不矛盾。

　　D　于成龙不是官场异类深得上司激赏

　　康熙十六年，重设江防道，驻黄州，于成龙任道台。隔年升福建按察使，再一年升布政使，成为省部级官员，再一年升直隶巡抚，成为封疆大臣，再一年升两江总督，仕途终于达到顶点，那年他已65岁。

　　从知县走到省部级官员，于成龙花了18年。但从方面大员到封疆大臣，却只用了3年。算快算慢，真是不太好说。像陈廷敬，入仕53年28次升迁，平均两年就要升迁一次，仕途算是很顺利的，但升到部级，也用了17年。抛开于成龙的才干和政绩，清廉，对于成龙的仕途有过什么影响呢？

　　于成龙仕途生涯，最令人称羡的是三次被举“卓异”。明清时期考核地方官员，三年一次，最优等的称为“卓异”，名额有限定。被举卓异，“记录即升，不次擢用”，非常难得。而卓异官，必须以“清廉为本”，所以于成龙的廉洁，是他能够升迁的根本原因。同时，要举卓异，要求上司申报，最终以各省督抚的意见为准。也就是说，于成龙能举卓异，必要的条件是上司赏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于成龙的廉洁，并没让他成为像海瑞那样官场的异类，人人侧目避之不及，反而连上司都乐于奖掖提拔。

　　于成龙第一次“举卓异”，本来没他的事，但当时广西巡抚金光祖力争，甚至威胁布政使和按察使，说如果他们不举荐，他就会自己上疏。等到于成龙升官，金光祖也没要任何回报，还为于成龙准备盘缠，给湖北的督抚写信介绍推荐，唯一的要求只是“照罗城县去做，万不可坏了我名声”。一省长官对属下一个县令的照拂，真是无以复加。第二次、第三次，莫不如此，湖北巡抚张朝珍、福建巡抚吴兴祚对于成龙的评价都非常高。于成龙虽不好名，但廉能的名声却是他们宣扬于朝堂，成为他仕途进步的基石。于成龙从布政使升任巡抚，这是从地方到封疆的关键一步，也来自于吴兴祚的举荐，吴兴祚赞于成龙说，“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的仕途，也不是没有蹭蹬。他在武昌知府任上，为部队修建渡河桥梁，却被山洪冲毁，遭革职留用，但实际上因为三藩之乱，正是用人之际，于成龙并未去职，很快就得到新的任命；两江总督任上，因为于成龙的中军(侍卫长或副官)田万侯倚势作弊，被人检举，于成龙受到降五级的处分。不久于成龙病逝，康熙皇帝特意取消了这个处分，并在圣谕中为他开脱，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害，造作属下欺罔”。这又和海瑞不同，海瑞每到一地，总为同僚上官不喜，连皇帝也只想把他当做偶像，供起来了事。海瑞真正能够施展才华，主政一方的时间，只有当知县的三年和当应天巡抚的不到一年，其余都是坎坷。尤其是应天巡抚任上，有人诬告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于是海瑞立刻被免职，改任闲职。

　　于成龙与海瑞，两人清廉相同，境遇却不一样，也许是康熙初年，正是王朝开始兴盛的时候，气象峥嵘。海瑞所在的时代，明王朝却已经暮气沉沉，积疴深重难以挽回。然而无论如何，“天理良心”和“因果报应”给了于成龙强大的精神力量，于成龙又靠着这样的力量，改变着天下的风貌。史籍所记，于成龙两江总督的任命一下，人还没到，江南的社会风气就变了，南京城“阖城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垩，至有惊怖喘卧不能出户者”，“公未入境，而江淮间已大改观矣”。

　　结语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于成龙奉命巡视海境。许是风高浪急，68岁的他实在吃不消，回来就染重病。四月十八，病逝于总督府署。同僚下属来检视遗物，见只有布袍一领，靴、带各一，堂后瓮里数斗米和几瓶盐豉而已，无不泪下。消息传出，南京城里男女老幼都痛哭不已，如丧考妣。稍后，他所做过官的地方，都为于成龙立了祠堂，民间祭祀，终清一朝不绝。

　　也就在那时，康乾盛世的大幕徐徐拉开。

　　本报记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