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书”，顾名思义是给小孩子看的。其实这个定义并不准确，许多大人也愿意看，而且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名人。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在颐和园举行庆典。面对百官进献的古玩珍宝，慈禧并不感到新鲜，唯有礼单中的一套徐润进献的《聊斋图说》连环画，让她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叫人拿来过目。徐润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他打听到慈禧喜欢读《聊斋志异》，就把当时的绘画名家召集到一起，绘制了这套《聊斋图说》。全书共绘有420个聊斋故事。每篇故事的绘图，少则1页，多则5页。笔法细腻、色彩华丽、描写生动，艺术水准很高。慈禧看到装裱如此精美、图文并茂的《聊斋图说》，非常喜爱，一直留在身边。目前这套连环画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珍品。本来民国时期以前的连环画就鲜有上乘之作，这套又是汇集了各方名家的经典，更是价值连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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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倒退到四十多年以前，人们的精神食粮不像现在如此丰富。新华书店的书籍，虽说也是各种版本，各种题材琳琅满目，但那只能是针对当时的状况，相对而言。比之今天，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想读书，图书馆里有，但要办证，手续并非像今日简单，且有的城市也没几所图书馆。光是有工作，有专业需要的人士都照顾不过来，更不要说那些识不了几个字的“小屁孩”了。进图书馆，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却还没机会能捞着进。我印象中，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没曾进过图书馆。新华书店有书卖，但买不起。一本长篇小说，二三百页，平装本，怎么也要卖个块八毛钱，精装本就更贵了。当时二级工多的一个月挣不到四十块钱，少的连三十块都挣不到，怎么可能舍得掏出一块钱去买书读？有工作的如此，上学的或者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就更没指望了。我记得，有一年狠狠心把攒的零花钱全拿出来，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海岛女民兵》，当天就看完了。看时觉得很过瘾，但看后心里直痛：这可是一块多钱啊，顶一天的生活费都不止。那年月，一天能花一块多钱吃喝的人家也不多。

　　买不起，只有一条路：借。邻居，同学，亲戚，能钻的空子，都要去试试。尽管如此，一年下来也看不到几本书。一是资源有限。大家的家庭情况差不多，你家没有，别人家也不会有多少；再就是许多人借书要看对象。年龄稍大点还好说，人家觉得你有点文化，知道书的珍贵，一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能借你都要掂量掂量，看得懂吗？会不会把书弄坏了？有一次我曾跟一个要好的同学手里借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前脚刚到家，还没来得及看，同学就追来了。原来他姐姐回家发现书被借走了，而且借给了一个小学生，马上逼着弟弟要回来。

　　买，借，都解不了渴，天无绝人之路：看连环画。

　　连环画大都是长方形的小册子，页面上印有一方框，里面画着图画，下面是文字说明。文字简明扼要，把画面表达的意思表述得很清楚。看一本连环画，最少了解了一个故事或者一本书的内容。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快餐式”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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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画似乎给人的感觉是近代史上的产物，其实历史悠久。汉代年月，纸张刚出现，极为珍贵，舍不得在纸上作画。有人便在砖上刻单幅人物故事画，这是启蒙时期，严格讲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但毕竟有了通过图画来表现故事的开端。唐代开始出现连环画的雏形，画的格式非常自由，没有统一的模式，想画多大就多大，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过是用连续性的绘画来表现内容了。到了元明时代，小说、戏曲发达，因此也诞生了连环画插图。建安虞氏所刻《全相平话三国志》是第一部以插图形式出现的连环画。等到了清初，又出现了单页的连环画故事画，也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年画，把一个故事印成一张或二三张，甚至更多。现在一些农村还有这样的成套年画。赶到了清末，随着欧洲的石印技术输入，市面上出现了“回回书”(小说的每篇，每一回都插图)。光绪二十五年，上海文益书店首次出版朱芝轩绘制的石印《三国志连环图画》，“连环画”一词从此有了正头香主。然而，中国毕竟地大物博，有五十多个民族，各种方言并存，习惯称呼不一。因此同为连环画，广东叫“公仔书”、上海叫“图画书”、武汉叫“伢伢书”，浙江叫“菩萨书”，而北方则通叫“小人书”。

　　“小人书”，顾名思义是给小孩子看的。其实这个定义并不准确，许多大人也愿意看，而且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名人。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在颐和园举行庆典。面对百官进献的古玩珍宝，慈禧并不感到新鲜，唯有礼单中的一套徐润进献的《聊斋图说》连环画，让她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叫人拿来过目。徐润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他打听到慈禧喜欢读《聊斋志异》，就把当时的绘画名家召集到一起，绘制了这套《聊斋图说》。全书共绘有420个聊斋故事。每篇故事的绘图，少则1页，多则5页。笔法细腻、色彩华丽、描写生动，艺术水准很高。慈禧看到装裱如此精美、图文并茂的《聊斋图说》，非常喜爱，一直留在身边。目前这套连环画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珍品。本来民国时期以前的连环画就鲜有上乘之作，这套又是汇集了各方名家的经典，更是价值连城了。

　　“小人书”说起来属于通俗之物，学富五车的文学艺术家们未必看得上眼，事实不然。1932年的《文学月报》第5、6合刊上发表了茅盾的文章《连环图画小说》，其中描述了连环画在上海的情景：“上海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样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凳……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看那摊上的小人书……”“这些弄堂口书摊，摆的大多是连环画。借看两本往往只有一副大饼油条钱，无怪乎贫穷的黄包车夫亦会在喘气休息时，从坐垫抽出一本，生吞活剥，有滋有味地翻看起来。”相信茅盾也一定是位“小人书”的热心读者和爱好者，否则很难描写得如此生动，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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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大人喜欢“小人书”原因诸多，但有两点不可缺少，一是当时可看的书的确有限，连环画作为补充，势必受到欢迎；一是当时人们的文化程度不像现在普遍都高。许多年轻人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有深度的书籍未必看得懂，愿意看。“小人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看起来不费劲，又有故事性，自然就成了大人们的青睐读物。

　　“小人书”便宜，从几分钱到几毛钱都有。这主要看内容多少。一般内容多，页码就多，价钱就相对贵一些。故事简单，页码自然少，价钱就低。当然如果是彩印、大开本当别论。

　　一般有孩子的家庭都会有几本小人书，大都是大人作为奖励给孩子买的。买了小人书，孩子们会传着看，互通有无，孩子们很清楚这种游戏规则。你传给别人看，别人自然也会传给你看。相互受益才能有更多的精神享受。所以，每当大院里有孩子买来了新小人书，这一天便会成为孩子们最愉快的时光。孩子们不光要看，更多的是交流体会和感想，这无疑是最好的学习。

　　买“小人书”看的人家毕竟有限，租“小人书”看才是更大的天地。“小人书”租赁，分“摊”和“店”两种。“摊”，比较简单，准备一块油布或塑料布，用自行车或小推车驮着装小人书的纸箱或者木盒，在电影院、集贸市场或小广场附近，就可以开张。复杂点的准备些小长条木凳、小木凳，有的连小凳也没有，干脆就利用周边的水泥台阶当坐席。“店”，名字好听些，实际上比“摊”也好不了哪去。多了间房子而已。一些人家有空闲的房子，用木板做成一些支架，架子上一层层斜隔板，上面放着“小人书”。“店”里都有坐席，一长条木板凳居多。一条长木凳上能坐三四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也有些单独的小木凳，大都很小，大人坐上去半个屁股露在外面。

　　“摊”和“店”的开张，因地而异，视情况而定。在电影院门口的“摊”，要根据电影放映时间。早场，人们都是匆匆而来，无人有心思去看小人书。但上下午场，一些人买了票，不到点，闲着无聊，又不想离远，看本小人书正好打发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摊”才能有市场。“店”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房间，不怕风吹雨打，也不用受周围条件限制，就可以有相对固定的开张和打烊时间。记得在我住的那个区域，大多“店”都在上午八点以后开门，下午六点，最晚七点就关门了。

　　“小人书”租赁的费用根据“小人书”新旧程度和厚薄而定。旧的，一分钱一本，或者二分钱三本。新出的大都在二分钱一本，厚一点的，即便再旧，也要二分钱一本。碰上多册本的，像《三国演义》，几十册一套，也是一分钱一本。当然如果一次性租赁，也会有优惠，便宜个一两分钱。

　　“小人书”无论是“摊”还是“店”，生意大都很好，特别到了孩子放学或星期天，生意会更红火。屋里的小木凳常常被坐满。一个小凳两个孩子挤着坐是常有的事。那情景就像现在的书城周末周日读者爆满一样。也有人形容当年的“小人书”店就跟如今的网吧相似，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现在回头想想，当年那些摆“小人书”摊，或开“小人书”店的人，很有经济头脑，也很有超前意识。他们利用很小的投资，却赚取了不小的利润。一本“小人书”，只有一两毛钱，低廉的成本，有时当天就赚回来了。但这并起眼，没有人觉得租赁“小人书”的会赚大钱，其实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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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去的一间“小人书”店，在我居住的大院旁边，条件很简陋，土泥地，每天开门前要泼点清水，防止泥土扬起。对面靠着菜市场，向前一走拐弯是一家电影院。老板选这个位置不知是有意还是歪打正着。家长领着孩子买菜，孩子见了“小人书”店肯定吵着要进去，那些看电影的人，时间不到无处消遣，到“小人书”店呆一会也是一种放松。架不住天长日久，人来人往。书店在文革中被勒令关门时，许多人在传，这家富农出身的老板发了大财，被抄家时发现了两千多块钱的存折。那个数目当时来说算是很大数额了。

　　当然，“小人书”租赁的存在，不在于让有些人赚了多少钱，更大的意义是给许多人，包括孩子、大人提供了一个阅读的舞台，一个充实自己的机会，并成为许多人的启蒙老师，增长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许多人是读了小人书，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名著。像《李自成》、《敌后武工队》、《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杨家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老头》、《基度山伯爵》、《老人与海》等等。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图文，虽然没有深刻的说教，却让人懂得了什么是好与坏，正与邪，善与恶，甚至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小人书”现在依旧在出版，质量、版式、开本远远超过以往，但许多人仍钟情于旧版。其秘密不言而喻：收藏价值。

　　旧版“小人书”据说在“书画淘宝市场”，价格一路“疯涨”。早在十几年前举办的中国首届连环画拍卖会上，贺友直的线装三册一套《山乡巨变》就以1400元拍出，陆俨少的三册一套《牛虻》，以1200元落槌成交，一本第一版的《鸡毛信》居然卖到五千元。2012年武汉第十届连环画交流会上，赵宏本绘制、196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白蛇传》连环画，以底价1000元开拍，经激烈角逐，最终以3.8万元的高价成交。这还算不了什么，2003年“中国连环画收藏交流网”第11届竞买交流会上，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套32册的由陈履平绘画的《金台传》曾拍出21万元的高价，确实令人咋舌。

　　原本几毛钱的“小人书”，摇身一变成为奇货可居，当然有前提条件。收藏专家们总结为“十看”：一看出版年代；二看绘画技巧；三看作者；四看故事内容；五看开本；六看是否获奖；七看是否成套；八看印刷数量；九看制书质量；十看品相。比如，1957年版的《瓦岗寨》可以卖到2万元。再如《三国演义》，一共六十册。从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64年才全部出齐，共历经七年时间。现在拍出20万元高价。但这种套书民间能存藏的，可以说凤毛麟角。有谁能七年间不停地关注一部连环画的出版？所以，旧版连环画固然能升值，但通过此途径发大财的可以说寥寥无几，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而已。实际上，最有商业价值的是“小人书”的原稿，是因为独一无二。2005年程十发的四十开册页《召树屯和喃婼娜》以1100万元成交，次年沈尧伊创作的《地球的红飘带》原稿以1540万元成交，创“小人书”原稿拍卖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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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小人书”，不可不提“文革”时期的连环画。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发行的连环画，作为共和国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收藏中的“潜力股”，其中“样板戏”连环画收藏价值更高，备受市场追捧，据说一套全品相“样板戏”连环画(共八本)价高达5000元以上，其中一本《奇袭白虎团》就值近千元。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样板戏”连环画固然价高，但其创作付出的心血也是超常的，有的甚至要担政治风险，稍有闪失，搞不好身败名裂。连环画《奇袭白虎团》的作者杨文仁是我的亲戚，当时在山东省美术馆工作。《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创作演出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从山东选定了美术作者。杨文仁上世纪70年代接到绘制《奇袭白虎团》连环画的任务后，便跟随“样板团”全国巡演。演员在台上演出，他在下面观看，有时还拿着照相机拍照。我见过他拍的许多照片，记得母亲问他拍这么多照片做什么？他小声说，上面要求，连环画要完全按照样板戏的模式来，一招一式不能改。所以他必须把每个场景，每个人物都把握好，甚至一点细节不能放过。之前已经出版过多本连环画的杨文仁在那段时间，煞尽苦心，几乎放弃一切，全身心投入创作。济南夏天如同火炉，他只好跑到青岛来。自家房子小，就住在我们家。夜里，我起床方便，常常看到他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在工作着。他画的草稿非常多，有的一页竟有几十张草稿。拿我的眼光看已经很不错了，但他仍旧一遍遍改。文革结束后，一家出版社费了很大劲找到他，商谈重印大开本样板戏连环画事宜。原来，当年《奇袭白虎团》连环画是他创作的不假，但出版署名却是“集体创作”。这一“集体”，找起来就颇费功夫了。《奇袭白虎团》的原画稿现在应该还在他手里。尽管我没过问，但感觉应该如此。有些艺术品可能值些钱，但作为作者，轻易是不愿意出手的。毕竟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如同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更踏实，也更有意义。

　　旧版“小人书”市场价格被一再推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一大批久负盛名，造诣颇深、艺术成就极高的大家参与其中。如刘继卣、贺友直、王叔晖、丁聪、杜滋龄、华三川、顾炳鑫、王弘力等，他们的作品不仅表现出扎实的功底，更给人以艺术和美的享受。

　　现在看“小人书”的群体基本框定在孩子范围，“小人书”摊或店也很少见到了。生活条件的提高，让许多过去刻骨铭心的东西变成了记忆、历史，留在了人们心中。说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感伤，但好在有更多的精神食粮替代，反而是一种慰藉。

　　作者简介

　　王溱 现供职于青岛市机关。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曾开设多个专栏，获过多家报刊奖项。现已出版散文、随笔、小说专辑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