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历1900年6月22日），甘肃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中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共五万余件（图①）。但腐败的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此后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在这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五万多卷经卷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初唐时期出自于长安宫廷的写经，时间跨度在咸亨二年（671年）至仪凤二年（677年），这些写经有统一格式，卷后有宫廷写经固有的写经列位。这些写经列位我们也可以从其他一些传世的唐代宫廷写经中见到，如写于贞观廿二年（648年）的《善见律》卷后也有类似的写经列位（图②）。兹录如下：
贞观廿二年十二月十日国诠写
用大麻纸七张二分
静住寺沙门道嶷初校
会昌寺沙门法轮再校
装潢手辅文开装
门下坊主事臣马仁义监
右内事府录事参军事臣赵模监
左武卫仓曹参军事卢争臣监
殿中尚乘直长僧蔚丹监
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总监
这批出土的长安宫廷写经卷后统一格式的写经列位中，详细罗列了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
可见当时的宫廷写经有统一的格式，通过对这批长安宫廷写经后的写经列位中的信息归类和对比，我们发现了这次大规模写经活动中的一些信息。
196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先生根据他当时发现的24件长安宫廷写经，撰成《敦煌出土的长安宫廷写经》一文发表，论文据他当时能看到的24件写卷实例，对“写经列位”作了说明，然后他推测此项大规模写经事业，大概由玄奘译经时的官方机构进行，其目的是将校订的标准性经文发给各州的官寺，对写经机构的设置和运行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2006年，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赵和平先生发表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一文，文中根据P.3788《妙法莲华经》卷一之前“发愿文”性质的文字，以及S.7236残页所写“发愿文”性质的文字，判定P.3788是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做功德写《金刚般若经》三千部的“发愿文”，进而得出咸亨二年至仪凤二年这批长安宫廷写经的地点、机构、人员组成等相关结论。赵和平先生在2009年发表的《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中，将搜集到的长安宫廷写经扩充到53件。学者们通过对这些早已经残缺不全的唐代宫廷写经上的残留信息的整理、比较与归纳，终于获知了发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武则天时期的一次历时六年以上的宫廷写经事件：
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还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显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最后，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莫高窟藏经洞得以保存至今。
由这批经卷后的写经列位可知，虞昶与阎玄道先后担任了写经使。写经使和判官在这一写经活动中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呢？按唐开元年间的《唐六典》卷二记载：“凡别敕差使，事务繁剧要重者，给判官二人，每判官并使及副使各给典二人。非繁剧者，判官一人，典二人，使及副使各给典一人。”作为朝廷别敕的差使，写经使是主要负责人，负责全局的统筹、组织、物质保障和最后的质量把关，判官是作为写经使的副手，负责具体事务的安排。
根据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先生的研究，一般写经使的职责是负责宗教、文学事务，与佛经、道经等新经颁布有一定的关连。而唯有虞昶、阎玄道任写经使，与其他写经使不同，他们都来自工部，本职工作都与宗教及文学无关，他们兼职很可能与擅长书法有关。虞昶是书法家虞世南的儿子，阎玄道是画家阎立德的儿子，他们同为初唐名臣之后，选择他们为写经使可见武则天对这次写经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大规模的写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