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大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爱好科学的一位。他年幼登基，不久就遇到了棘手的历法之争一案。他根据实测结果，了断了这一纠缠多年的科学官司。康熙晚年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地测量，并下令编纂了《历象考成》与《数理精蕴》等天文学和数学著作。遗憾的是，这种御用科学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并没有引导中国走上近代科学之路。

从笃信西法到回归中学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中西历法之争促使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他晚年曾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实测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都更准确，从此，康熙帝笃信来自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他在平反历狱后，驱逐了杨光先，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1669年，他下令南怀仁监造天文仪器。1673～1674年间，他让南怀仁进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图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他对科学的兴趣还惊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国派遣精通科学的传教士。从1688年起，先后在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有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8）、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巴多明（Dominicus Barrenin，1665～1741）和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等。康熙曾向安多、张诚等学习几何学、代数学和天文学，向白晋、巴多明等学习解剖学。为此，传教士们还编译了满文《几何原本》、《借根方》、《钦定骼体全录》等书。

    康熙掌握了西方数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他常常在近臣面前炫耀自己的新知识。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康熙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取向，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1704年，他亲撰《三角形推算法论》，宣扬“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1705年，他在南巡回銮途中专门召见当代数学大家梅文鼎，向他宣讲西历原自中国，促使梅文鼎出面大力论证此说，从而使“西学中源”说成为钦定的观点。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然而，康熙帝提倡“西学中源”说，也标志着他对中国传统科学的认同，导致他采取“会通中西”的取向。

    康熙的科学素养并不深，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十分肤浅。他利用传教士在科学技术上的专长为清廷服务，却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观念，也使他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价值，他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西方。康熙帝暮年，由传教士挑起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他发布了禁教令。他去世之后，继位的雍正厉行禁教，在华西方传教士大都被驱逐出境了，由传教士维系的西学东渐随即坠入低谷。

御用科学的性质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大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从1708年康熙帝命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测绘“长城图”始，至1715—1717年完成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测量，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经纬度测量，测得经纬度点641个。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创举，在世界大地三角测量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各省地图测绘之后，由杜德美总其成，编绘全国地图，于1718年完成，定名为《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测地图。中国大地测绘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由于清廷将这一成果视为秘籍，这一工作虽然在欧洲被视为近代地理学的重要成果，却未能为中国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走向近代奠定基础。

    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包括《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和《数理精蕴》三部书，是一套包括天文历法、音律学和数学等知识的科学著作。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以皇三子允祉等任“奉旨纂修”，以何国宗、梅瑴成任“汇编”，集中于畅春园蒙养斋进行工作。至康熙六十年（1721）完成，在他去世之后于雍正元年（1723）刊印问世。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观象授时是皇权的象征，关乎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因此倍受重视。《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书既然是御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于天下国家，以传于亿万世”，必须保证政治上合乎当时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这就要求以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为准则，而仅吸取西方的算法和技艺。编书之初，康熙帝就对皇三子允祉等说：“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宜依古之规模、用今之数目为善。”于是，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就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所谓周公制作的《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同等重要的是，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仅局限于宫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传播。至于《皇舆全览图》和随后增修的《乾隆内府舆图》等都深藏大内，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然而，《皇舆全览图》早就由传教士寄回法国公之于世，为欧洲人所周知，而清廷却当作珍籍秘不示人。这真是对康熙帝等清朝统治者实行专制愚民政策的莫大讽刺。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不过是天文学、数学和历法计算的实用手册，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的历法编制和天象观测。这两部书对相关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的介绍都十分简略，较之明末的一些译著，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上反而倒退了。而这些著作一旦打上了“御制”的标签，那就是不容置疑的“圣人之制作”，要传之万世。《律历渊源》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尽管雍正和乾隆年间《历象考成》所载的方法推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出现了差异，不得不加以修订，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体例和模式。因此，这部康熙御制的科学经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乾隆朝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矣。”四库馆臣对清代官方的西学政策总结得十分精辟，即所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学。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历史的启示

    康熙帝生活的17—18世纪，是世界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革命时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打开了通向近代科学之门，数学和计量方法、观察与实验方法的广泛运用，铸就了科学革命。伴随着科学革命而来的还有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洛克的《政府论》倡导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法治和分权等理念，奠定了英国近代宪政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