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曰：“神造乡村，人造城市。”

　　相对于西方，北京的筑城理念更富哲思，道路的规划也更完整精细。胡同，作为北京特殊的道路形态，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格外引人关注，且被寄寓了特殊的情感。

　　说胡同，要从井田制开始。《孟子·滕文公》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说，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一井有九百亩，分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户农民拥有一百亩私田，他们需要首先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反映。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也就可以理解。

　　与井田制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形，也是九百亩，也规划为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根据《考工记》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应是正方形的，中间是宫城，周围是百姓居住的里。王城每面开辟3座城门，共有12座城门。城门之下是道路。南北之间的3条道路，称经；东西之间的3条道路，称纬。但是，城门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垣之间、城垣内侧，构筑6条与干道相平行的道路。这样，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王城里面便各有9条干道，时称九经九纬。这些道路，在西周的时候称涂，后世称街。

　　皇宫以外，是百姓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设门，门临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即里“社”。社的四周营建住宅。里中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巷之外，还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对象。唐代白居易赴长安，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他在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残夏的风雨把槐花催落，车马无踪，没有车轮碾压诗人的梦境，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巷，这种氤氲幽静情致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胡同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借词，原指水井。胡同一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当时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根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记载，在大都，只有29条胡同，它们的名称是什么，由于《析津志》是一部残书，也就不得而知。而同样是元人的李好古写过一出《张生煮海》的杂剧，讲述一个叫张羽的年轻人在大都邂逅东海龙王女儿琼莲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条胡同至今还在，位于西四路口，应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与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现了大量胡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为了日照和抵御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胡同大多采取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嘉靖年间，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搜集起来，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书名出版。根据张爵的统计，在他的时代，北京共有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几乎是大都胡同的16倍。从此，胡同成规模、成建制地进入北京百姓的生活，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而到了清末，根据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当时的北京总计有2211条街巷，其中1121条是胡同，约占总数的50﹪。

　　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数量达到高峰，其时有3216条街巷，胡同有1039条，约占总数的32﹪。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总计有2352条街巷，其中有1204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1﹪。街巷的数量减少了，但是胡同的数量却增加了。原因是，北京市政府在1965年整顿地名时，把许多标志性的地名规范化，在词尾缀以胡同二字，比如净土寺改为净土胡同，等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危房改造与城市建设，截止到2003年，据我的统计，北京的旧城区拆除了891条街巷，其中冠以胡同之称的有362条。

　　犹如其他城市，在北京，对道路的称呼也是有原则的。熊梦祥在《析津志》中指出，在大都：“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可惜对胡同没有记载。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街巷的宽度约在9.24米，相当于元人的6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胡同的宽度。但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无论怎样，胡同狭窄于街，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原则被后世继承下来。比如，鲜鱼口地区的道路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巷、胡同、街、大街。其中，巷的宽度一般在3米以下，长度在200至300米左右，比如得丰东巷、得丰西巷。胡同的宽度在3至5米之间，长度在300至500米左右，比如晓顺胡同。街的宽度在6米以上，长度在500米左右，比如西兴隆街、打磨厂街。大街的宽度在20米以上，长度在1600米左右，比如前门大街。它们的功能各有区分，晓顺胡同为居民提供了安静的居住环境，西兴隆街、打磨厂街两侧多商店，前门大街既是北京的南北干道，又是北京重要的商业区。

　　这种根据城市功能设计街道的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人类的居住，按照古人的理想是“居之安”，追求安详、静谧，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形态与居住环境。如果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的代表，那么，胡同则是中国传统居住环境的代表，可惜，对此我们认识不够。我们更多的是从交通的角度考虑问题，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种功能了。其实，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组成部分，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是一种半私密空间。

　　但是，随着危房改造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大量消亡了。在北京，胡同从无到有，从盛到衰，终于进入残局状态。虽然北京市有关部门划定了若干历史保护街区，但是人口的疏解、历史建筑的保护，并不令人满意。放眼域外，许多世界名城，干道之外，小巷密布，并未拆除。因为，二者各司其职，各有其用，难以强求一致。北京当然也应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胡同的重视与保护，因为胡同不仅是北京道路系统的组成部分，还是我们较多依赖的生活环境，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文明的依托与见证。我们很难设想没有胡同的北京将会是什么情景。这样的北京难道是我们期许的么？当然不是。这种保护，不应是消极的，而应是积极地从城市景观、历史文化与经济建设如何协调衔接的角度进行，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与古都风貌的保护之中，探索一条可行之径，而这是一个需要认真且深入研究的课题。王 彬（原标题：“胡同”一词产生于元代 原指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