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受世界包氏宗亲联合总会之邀，跟随副会长包建国先生到合肥市瞻仰了包公墓和“李(鸿章)家建”的包公祠，还到包公镇实地考察了“包青天”故里小包村，权作一次不无意义的采风活动吧。

　　胡适曾“小心求证”过“包拯是一个有福之人”。包公之福在于，他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参加的距今987年的“公务员考试”，碰到了一个好考官——编纂《册府元龟》并撰总序的刘筠，尽管他擅长诗词文赋，却把原以诗赋为主的传统考试标准颠覆了，改革为以策论为主的考试新法，比如他出的考题之一《执政如金石论》就是要考生创意出一个“施政纲领”，从而显示未来进士的政治素质和执政智慧，以定优劣级别。包拯中举名列前茅，虽未入前3名但入前30名，与文彦博等同列“甲科一等”。这届贡举考试得法，选拔出了以“包公”为标杆的一批治国理政的出彩人才，故而开创了历史有名的“嘉祐盛世”。

　　包公以策论脱颖而出，诗词文赋留下的实在凤毛麟角，他29岁中举，39岁才出仕当官，有人考证唯一留下的一首五言诗就是他即入不惑之年所作：“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包青天诗言之志就是清心直道，他遗留下来的奏折有171篇之多，将近三分之一是为减轻老百姓沉重负担而呐喊的，在包公24年任职期间遭其弹劾而罢官、法办、降职的贪官污吏及无德无才之辈不下30人，有的还是皇亲国戚。包公一脚踏入谏院，立马出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向皇帝老子宠爱的张贵妃的亲伯伯张尧佐开头炮。七次上书，历时两年，几经波折，又勇又智地与仁宗面对面“廷辩”，终于促使皇上“稍割爱情”，“断以大义”。民间传说、连台本戏，似乎昏君怕青天，其实，包公之“福”一半来自仁宗宽宏仁厚，否则在廷辩时包拯激动得失态竟把唾沫溅到天子脸上还能保牢乌纱帽？“天下未尝无包公也，第以仁宗为难遇耳。”明代大臣刘定之“嗟乎！”不无道理嘛。另一半“福”来自包公睿智，他像魏征一样有超级游说天才和沟通天子的才智，所以同朝的欧阳修、范仲淹一一被贬谪，而没有包公那般成就“有福之人”。

　　最近媒体话“家风”，包氏宗亲此次返故里祭祖，让笔者有幸读到包公留下的一篇奇而特之又言简意赅的《家训》，深感此训百家可训、人人可风。包拯63岁在审理案子时病倒，临终时的遗嘱即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姚荣铨（原标题：包公以策论脱颖而出 29岁中举39岁出仕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