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南太行的景区，知道关山的多，知道南关山的就少一些。至于历史上南北关山统称白鹿山，知道的就又少了一些。知道白鹿山为宗教文化圣地的，就更少了。    

    说起百泉，现在即便是那些喜欢旅游的人，也不会太重视这条线路了。但百泉3000多年沉淀的厚重，也不是走马观花能参祥得透的。    

    认为南太行山能叫得响的历史文化品牌，一是百泉，二是白鹿山。按照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专家的说法，即辉县市在南太行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其中一个文化高点是苏门山文化，是传统精英文化的汇聚地；另一个文化高点是白鹿山文化，是传统社会文化的汇聚地。       

    百泉诸儒，由穴居野处、自饮自食的苏门先生孙登而始，都有一种半耕半读的隐者情怀。北宋邵雍，其本传上即有“时居母忧，布衣蔬食，躬耕以养父”的记载。元朝姚枢，是“遂弃官携家来辉，垦荒云门，粪田数百亩，诛茅为堂”。清初大儒孙奇逢在来苏门之初，就将别人赠送的数百亩地，慷慨地分给了依其而居的弟子们，使他们躬耕自给，边耕边读；他鼓舞门生和子侄们，要“耕于此，读于此”，不要“小视学稼”。然而，在学而优则士的古代，入仕做官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这些出自苏门的知识精英，在这里憩息心灵之后，纷纷出仕，而傲立于时代潮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以概括他们的苏门之隐。白鹿山之所以能成为宗教文化圣山，南北朝时期后赵的佛图澄功不可没。佛教东传以来，在名号前冠以“佛“者，绝无仅有，建立玄极寺的佛图澄是个例外，他在推进来自异域的佛教本土化进程上，起到了划时代作用。嗣后，中国佛教的支流禅宗、密宗和净土宗，也都和佛图澄有着一定的关系。玄极寺，不仅仅是白鹿山寺院群落之源头，也成为了整个南太行山寺院之祖庭。从此以后，各类僧、道、儒（隐）高士们，摩肩接踵，慕名而来，形成了以白鹿山为中心的诸多寺院群落，如白云寺、白鹿寺、西莲寺、老爷顶等。综观南太行旅游度假区之地望，应分淇河、清水流域两部分。《宋史》称王彦“八字军”为“两河义士”、“太行豪杰”，“两河”指的就是淇河和清水，清水也就是今天的卫河。现在所说的牧野，位置就在古之“淇（水）、卫（河）间”。淇河源出陵川县王莽岭旁棋子山，清水出辉县白鹿山北之黑山；《太平御览》卷四十里载：“登滑台城西南，望太行山，白鹿岩、王莽岭冠于众山之表。”清水之上游即石门河，源出白鹿山、北黑山（即山西省马武寨山），八里沟瀑布、武寓河以及峪河均为其支流，途中吸纳了百泉诸水，汇于合河一带，为卫河的上游。由于清水所经地段多为山间深谷与山前平原，是以其水极清冽，人们因此而名之清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清水篇》中用浓笔重彩描写了清水流域的美丽风光：“（清水）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扑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剎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达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流飞，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清水流域与淇河流域之自然分界线，在山西省陵川县的东庙华附近，其间有一巨壑，亦将万仙山所在的王莽岭（古称王莽之台）与白鹿山两座山体分开。出于对文史的偏好，南太行诸峰笔者大都徒步考察过，也涉猎过相关的一些古代文献，白鹿山是出现较多的名词之一。这座充满了神秘，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宗教文化名山，一度湮没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后世很少有人问津。新乡市和辉县市的一些文史爱好者，大都认为豫北名刹白云寺所在的南关山，就是古之白鹿山。然而，据《辉县志》记载，白云寺始建于唐代——这就无法解释从魏、晋至唐初，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当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洛阳和安阳之间来回摇摆的时候，容纳了诸多豪俊之士隐居栖息的全国宗教中心白鹿山，是如何走向辉煌的。    

    为了寻找失落已久的白鹿山，笔者住进了海拔1300米以上的几个自然山村，那里至今不通水电，更没有手机信号，多为一些留守老人独居于数里长的山凹。晚上伴随着呼啸的山风，夹杂着野兽的嚎叫，笔者在那里住了3个多月，采用传统田野考证调查方法，将大山方圆30余平方公里的水源和人类遗存之所，徒步考察了一遍。带着5本考察笔记，笔者向热心辉县市文史事业的河南省昊利达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天利作了汇报。作为首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型人员，长期坚持学习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养成了张天利对于历史文化的独到视角。他马上对考察资料进行了逐字分析，并找来多名地方文史研究者，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和综合论证，并将初步成果给省级权威人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与历史所所长张新斌发了过去。此项成果引起了张新斌的关注，他马上召集了河南省文史界的精英，一起进行分析论证，并随即成立了阵容强大的关山文化研究课题组。通过课题组8名专家3年多的努力，形成了3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的南北关山就是古时的白鹿山，是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辉县市在南太行山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占据了整个太行山文化的制高点。    

    白鹿山分南北关山两部分，南起辉县市薄壁镇，大致在辉县市上八里镇的石门河（清水）流域西侧，北止于王莽岭下。这里海拔多在千米以上，为相对平坦寥廓的高原。高原之上，矗立纠结着道道山岭，将地域自然隔断，而被隔断的那一个个宜于人居的独立山凹，就是诸多的深山区自然村了，这里的温度一般要比山下低10摄氏度左右。盛夏时节游客至此，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场由夏至秋的季节之旅，站在向阳山坡，眼看着白云从脚下升起，朝晖夕阴，犹如海上日出。独有的地形地貌，宜人的自然风光，使白鹿山成为了隐士们修身养性、探究天理的首选之地，历史上曾有释儒道三教许多高人，在此“避世避地避色避言”。著名的佛家人物，有后赵石勒政权的精神领袖——佛图澄，少林寺第二任方丈稠禅师的多名弟子，临济二十六世天奇瑞禅师等，道家人物有千古谋圣张良、北齐天文学大师张之信、隋朝帝师卢太翼，著名隐士有唐代的马嘉运、杜鸿渐和崔元翰等。白鹿山上的寺院品位极高，年代也很久远，在国内应有一席之地。太行玄极寺为佛教东传后，继洛阳白马寺之后，国内的第二座名刹少林寺还在其后100余年才建立。白鹿寺与石门庙内，均供有明朝内府《大藏经》一部。而位于南关山的白云寺，清朝乾隆皇帝曾经游历于此，这里也是临济二十六世天奇瑞禅师的灵塔供奉之所。历史上的清水和白鹿山，常常与著名的“竹林七贤”隐士群体相提并论，我们从嵇康、阮籍诸人的诗作，以及北魏郦道元，包括后来金元时期的元好问、刘赓、王恽等人的文献中，都可以觅到白鹿山的蛛丝马迹。从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来看，“竹林七贤”确实隐于白鹿山下古邓城（即司马懿驻军之白屋）城隅，即向秀《思旧赋》言及的“息余驾乎城隅”，在今辉县市吴村镇竹林寺一带。而焦作市修武县百家岩，只是先贤们的游历之地。客观事实如此，两地市的聚讼争端，将会旷日而持久。百泉南太行万壑深幽，溪流潺潺，丰沛的水源滋润着中原大地，是淇河的发源地之一。淇河在辉县市境内分南北两个河道，东流数十公里汇为一处。北河道之源头分别为山西省陵川县棋子山和林州乱步泉，南河道之源头是昆仑根，即今万仙山景区的黑龙潭瀑布。淇河的南北河道加起来，在辉县西北部太行山区的实际流域面积，要大于下游鹤壁市一带。《诗经》之名篇《淇隩》所叙场景，在辉县境内太行山区多可找到。隩即水边隈曲的地方，万仙山景区一带多此瓮状嶂岩地貌，硕大犹如罗圈椅之状的山坳里，藏风聚气，有向阳山坡、梯田、流水和人家，多为自然形成的封闭村落。不到百米高的山包已初具形状，上千米的山体便有了足够的气势。以淇河流域的万仙山为主，四围那些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山，在山西省和河南省的交界处聚成了群，最能够体现中原屋脊雄伟气势。北宋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在他的著作《林泉高致》中，称太行山的真正面目就在这里。而“上党有天子气”之传说，也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帝王们的心头病。于是，北魏太武帝专门为之南巡，在山西壶关大王山设坛祭祀，并“厌当之”，又劈去相邻的辉县万仙山附近凤凰岭一部分，以毁其腾飞之形。诸山最形胜处，当在商朝都城朝歌的祖脉轿顶山，它也是万仙山的东山岭。站在山顶登高望远，近处的大山，千岩万壑，铜壁铁墙，风骨硬朗；远脚下平原犹在苍茫海浪中，间以炊烟数点，云中鸡犬互答，恍如仙境。《道光•辉县志》如此形容轿顶山：“山极高处，远望如鸟耸翼形，形家言系朝歌祖脉。登其巅，果见直起三龙，一走东南，一走东北，中龙则至侯兆川而止。或起或伏，如雪波卷浪，俯视人寰，不啻螻封蚁址，真大观也。”在这云烟苍苍、水流泱泱的大山之中，一直是才行高洁的隐居闲逸之士的乐土。据考证，国人心目中最早的隐士概念，就源于这首产生在淇河之畔的《考槃》篇：“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寤寐歌，永矢弗过。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寤寐宿，永矢弗告。”考槃，即搭建木屋。诗中描述的是一位狷介的伟岸丈夫，虽然形容憔悴，独行于山涧水畔，而乐在其中。所以，后人认为此为隐逸之宗。最能体现南太行隐逸文化精髓的，应在苏门百泉。

    百泉属淇河水系，隐居于此多年的北宋大儒邵雍，曾自豪地向朋友介绍：“淇水清且泚，泉源发吾地。”《诗经》中“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说的就是百泉。经过数不清的岩阻曲折和地下暗河的伏流，淇水终于顺太行山下的地脉涌出地面，成就了百泉湖水。这里更因吐露出了天地的灵气，表达出了山水之精神，而成为一个全国著名的隐逸之乡。清朝光绪庚辰年(1880年)，两江总督樊增祥及钱笆仙与其师（张之洞）座谈。师（张之洞）曰：“天下山水孰为第一?”钱笆仙以苏门对，樊增祥认为是百泉矣。光绪甲辰年（1904 年），樊增祥游百泉后，写下了《苏门游记》。张新斌在《新乡城市文化品牌的战略选择与思考》一文中，总结出对中国历史进程有影响的古今新乡名人的四大群体。他将“以邵雍、许衡、姚枢、孙奇逢为代表的百泉名儒群体”列为其中之一，与“以比干、姜太公、周武王等为代表的商周群体”，“以张良、张苍、陈平、周勃、周亚夫为代表的秦汉群体”，“以史来贺、刘志华、吴金印、张荣锁为代表的当代英模群体”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百泉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最先隐于此地的，是西周末年代行王政的共伯和（即卫武公）。道家典籍《庄子•让王》篇中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尔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自娱于颍阳，而共伯得志乎共首。”由此，庄子认为共伯和是上古隐士的代表人物。而魏晋之交的著名隐士孙登，以及他的后世仰慕追随者的依苏门而居，则延续了这一隐士之乡深厚的文化内涵。“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拜孙登为师，曾经跟随他游历3年；阮籍慕名来到苏门山上，在与孙登啸声互答后，遂有《大人先生传》、《苏门啸旨》等名篇的产生。北宋天圣年间，隐士邵古由洹水、漳水流域一带迁居于此，傍依着啸台住了下来。邵古对儿子邵雍说：“你知道孙登的为人吗，他是我所崇尚的啊。”青少年时代的邵雍，就是在这里成就学业，而成为文化泰斗，最后选择了大隐于世。元朝初年，一代名相耶律楚才因嗜邵雍之学，隐居于苏门山南的梅溪村落。元初名臣姚枢、王磐、窦默、许衡等人也都纷纷隐居兹土，在这里建立了太极书院（即国子监之前身），苏门讲学之风，名动一时，培养出了元朝初年的士大夫无数，形成了在忽必烈当政时期，朝野瞩目的苏门一派汉人儒臣集团。更重要的，他们又将仰人鼻息而艰难生存了数百年的理学思想，由在野推向了朝堂，用于治国安邦。此即是被后人概括为在儒学发展历史上，与“宋兴伊洛”并称的“元大苏门”(即理学兴起于北宋洛阳，发扬光大在元朝苏门山），并且由此而奠定了以后的明、清两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天下读书仕子科举考试的课本的基础。到了明末清初之际，斯地又接引来了一代大儒孙奇逢。夏峰先生之隐于苏门，乃是其家乡的田园被满清贵族圈占了以后，南下寻亲的途中，选择了投入内涵深厚的苏门怀抱。此人堪称将“阳明心学”推至空前绝后之境的绝世人物，而且，先生之学的滥觞所及，又产生了“颜李学派”，以及中原地区的嵩阳书院和南阳书院、朱阳书院等。民国年间名噪一时的村治运动，也从其“为本务实”的学说中，寻求方法论。于是，苏门山这个已经成为天下读书人心目中圣地一般的弹丸之地，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国期间军界风云人物避世潜隐之地，如袁世凯、徐世昌、端方、锡良、冯玉祥。以苏门为中心、有袁世凯公馆、锡良公馆、徐世昌的水竹村别墅、徐世昌墓、端方墓等。（原标题：寻梦太行 隐士之乡—— 感半耕半读的隐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