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景曙

    徐志摩不仅是诗坛骄子，也涉猎戏剧。上世纪20年代，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不仅创办了《诗镌》（共11期），还创办了《剧刊》（共15期）。其用意是推进当时的“国剧运动”，就戏剧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这实在是“五四”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由于某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作为“国粹”的戏曲，是具有千百年历史的一条主线。不少人，尤其是王国维先生已经有过评述和总结。《宋元戏曲史》是集大成的著作。但源于西方的近代散文剧艺术，引进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滥觞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春柳社”，李叔同、欧阳予倩他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此后，标志着文明新戏的现代话剧渐渐开始在中国发芽抽枝。1910年的“进化团”，此后的“民众剧社”和“南国社”接踵出现，“爱美剧”也曾风靡一时。茅盾、郑振铎、丁西林、郭沫若、洪深、陈大悲、熊佛西等人纷纷成了拥趸，甚至胡适，亦编了《终身大事》这样的剧本。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五四”知识分子对戏剧艺术的社会价值产生新的认识，易卜生的《娜拉》、《群鬼》、《华伦夫人之职业》给中国文艺界以极大冲击，虽然一些演出失败，但起于“青萍之末”的一个戏剧风潮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汹涌而来。

    这样的氛围，给刚回国的诗人徐志摩一种感召、一种激励。他办新月社的初衷也是为了“做戏”。“做戏”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的风气，恢复人的天性。他曾在伦敦加入“布鲁斯伯里”集团，在康桥参加了“邪学会”，受了英国文化界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影响和熏染，想从文艺领域影响政治生活，走萧伯纳和韦伯的路。此前，徐志摩曾为戏剧在中国的“遭遇”写过批评文章。1924年霍路会剧团演出话剧《林肯》，但是“中国新剧界人士太不像话了。尤其是那些自命新潮的大学生……竟绝少有人来看。连梅兰芳这样的旧戏子都来了，却不见他们的踪影”。他痛感于这种麻木，写了《得林克华德的〈林肯〉》，在《晨报副刊》发表（编剧是得林克华德）。后来，他和陈西滢去新明剧场看易卜生的《娜拉》，只看了半场，因剧场过于嘈杂混乱而退场。徐写了《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给予评论。在观看由陈大悲主持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后，他还写了《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他以在英留学懂得莎士比亚的“优越感”，讽嘲一些“无知”的观众，他说：“我们如其想望我们的心灵永远能像一张紧张的弦琴挂在松林里，跟着风声发出高下疾徐的乐声，我们至少消极方面就得严防势利与自大与虚荣心的侵入。”

    他甚至参与了戏剧演出。1924年5月初，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的新月社排练并演出了泰翁的剧本《齐德拉》（当时翻译成《契玦腊》。）这一方面是为了欢迎泰戈尔的到来，也是为了实践徐的主张：“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是自己好玩。”他曾经邀梁启超来新月社讲《桃花扇》的事。在《齐德拉》一剧中，徐志摩饰演爱神，女主角齐德拉则是由林徽因饰演，男主角王子阿俊那则由张歆海扮演，好几位名人都参与其中，如蒋百里（演村民）、林长民（演春神）、丁西林（亦演村民）、袁昌英（演村女）、梁思成（绘景）、张彭春（导演）、陆小曼（发售说明书）、胡适（主持），可谓一时盛极！有人评论：“光这些布置，就叫人瞧着肃穆起敬，另有一种说不出的静美。林徽因一口流利的英语，清脆柔媚，真像一个外国好女儿。”这一夜，北京协和医院礼堂应该说是新月社戏剧活动的一次极漂亮的展示。

    若干年以后，徐志摩也曾在上海夏令配克电影院陆小曼演出的京剧《玉堂春》中饰演“红袍”，而陆小曼则演主角苏三，他们还成立了“天马剧艺会”。大诗人演配角，颇为滑稽，但说明徐对戏曲也是热爱的。

    国内方兴未艾的戏剧活动也促动了大洋彼岸的一些中国留美学生，他们热爱戏剧，如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熊佛西、张嘉铸，他们也在苦苦寻求建立“中国戏剧”。在《杨贵妃》公演后，他们异常兴奋，想归国促成“国剧运动”。他们与徐志摩一拍即合，尤其是张幼仪的弟弟张嘉铸出面极力促成，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停办了《诗镌》，1926年6月17日创办了《剧刊》，发表重要的创刊词《剧刊始业》。

    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阐明了自己的戏剧观。他认为“戏剧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不仅包含诗、文学、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各类的艺术，它最主要的成分尤其是人生的艺术。”他提出了戏剧是综合艺术而且为人生服务的见解。过去有人偏颇地认为徐志摩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观，但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的艺术”，这与当时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一样 。他甚至说：“哪一样艺术能有戏剧那样集中性的、概括性的‘模仿’或是‘批评’人生？”从艺术的美学价值而言，“哪一样艺术有戏剧那样打得透、钻得深、插得猛、开得足？小至振荡个人的灵性，大至摇撼一民族的神魂，已往的事迹曾经给我们明证，戏剧在各项艺术中是一个最不可错误的势力。”徐志摩用了通俗形象的比喻突出了戏剧特有的功能和魅力。他还科学地说明了戏剧艺术的集合性，认为“一个戏的成功是一件极复杂、极柔纤、极繁琐、不容有一点漏缝的一种工作；一句话声调的高矮，一盏灯光线的强弱，一种姿势的配合，一扇门窗的位置，在一个戏里都占有不容含糊的重要。这幻景，这演台上的‘真’，是完全人造的，但一极小部分的不到家往往可以使这幻景的全体破裂，这不仅是集合性的艺术，这也是集合性的技术”。当时条件下，徐志摩已认识到“艺术与技术应该是统一的”，这是十分在行的话，高尔基也说了“戏剧是最困难的一种文学样式”。

    徐志摩对中国戏剧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两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他推荐闻一多当了北京国立艺专的校长，熊佛西则成为戏剧系的主任。联想到北京今天有了国家大剧院、人民艺术剧院等无数的剧院剧场，他们这些人当初真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徐志摩在文中还说明了创办《剧刊》的目的有五：一是宣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点；二是讨论，只要它是戏剧范围内的，都有讨论的价值；三是批评与介绍，尤其是世界的名著；第四是研究，关于剧艺各类在行的研究；第五是推动创作，征求剧本。《剧刊》虽然出刊到9月23日，至15期结束，但其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表于《剧刊》的一些论文，如余上沅的《国剧运动·序》、《论戏剧批评》、《演戏的困难》，熊佛西的《我对于今后戏剧界的希望》、《论剧》，邓以蛰的《戏剧与道德的进化》，闻一多的《戏剧的歧途》，赵太侔的《国剧》等，当时虽然引来了许多争议，但今天视之，都有其不可抹杀的美学意义和戏剧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

    由于徐志摩忙于个人的婚事，《剧刊》只坚持到第15期，他写了《剧刊终期》的前半篇，余上沅续完后半篇。此后，徐志摩与陆小曼还合作了剧本《卞昆冈》，那是受意大利著名作家丹农雪乌（又译“邓南遮”）影响而写的一个爱情悲剧，发表于《新月》月刊1928年4月10日第1卷第2号、5月10日第1卷第3号。出单印本时余上沅作了序，此剧有否演出不得而知，但人们记住了剧中“老瞎子”用三弦弹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