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俊先生主编的《中国孟学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刊印。该书100多万字，就此而言，它确为一巨著。在收集资料、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等方面，本书确有贡献。不过，下面着重谈其不足，以求教于主编、作者和同行。

    一、“与”的叙说框架轻“孟”。该巨著的基本框架是：“某某与孟学”，例如，董仲舒与孟学、王守仁与孟学、王夫之与孟学、牟宗三与孟学……这种“与”框架下的内容约占了全书三分之二。例如，《顾炎武与孟学》一节共约4000字，而跟孟直接有关者只有两处：“顾炎武考《周礼》《史记》《法言》《盐铁论》《梁书》《颜氏家训》《广韵》等书而发现其中有引《孟子》之文而今本《孟子》无之者，因此猜测《孟子》可能有‘外篇’。”（第521页）；另一处则说到顾炎武对孟子关于“耻”的引用与评论。两处总共不超过五百字。孟子《外书》问题，乃孟学史上一重要问题。但是，该巨著论此仅限于刚引之不足100个字。一般性地述顾炎武时，可以洋洋洒洒，而偏偏对此重要问题却惜墨如金。东汉赵岐注孟时已发现《外书》“似非孟子本真”，而该巨著说赵岐时完全不提此发现。前贤今人对《外书》的大量研究成果，该巨著也全不提及。《陆陇其与孟学》一节，本应集中讲其《孟子集注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中关于《孟子》的部分，但实际上主要讲他的宗朱与反阳明的思想倾向。《曾国藩与孟学》一节引他在翰林院供职时立之12条（静坐、早起、读史等）而说明他的“孟学视野下的个体道德修养”，但是，这12条基本上无孟学特色。《陈独秀与孟学》一节在谈陈独秀对孟子“仁”之思想之体认时事实上谈的基本上是作者之体认，而不是陈的体认。陈明确说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与民主“绝非一物”，但作者却说陈体认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该巨著“与”式写法，实在令人失望。在“某某与孟学”的框架中，前者常被强化，后者常被弱化。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孟学史，不能凸显“孟”。跟其他孟学史著作相比，更容易看出此写法之毛病。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第二卷（在大陆出版时易名为《中国孟学诠释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完全不用“与”式写法，而是每一章都凸显孟学思想或孟学解释。黄著有《王阳明思想中的孟子学》，而王著则有《王守仁与孟学》；黄著有《戴震的孟子学解释及其含义》，而王著则有《戴震与孟学》……只要看标题，就知道哪一种写法更好了。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共五章，每章都不含“与”。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不用“与”式写法。

    该巨著还有另一种“与”：“孟子与某某”。“某某与孟学”重前者而轻后者，而“孟子与某某”又重后者而轻前者。《孟子与<大学>》一节共13页，单论《大学》约9页，而论孟子继承、发展《大学》只有约5页。《孟子与<中庸>》一节也存在近似的情形。

    二、系统论话语冲淡孟学特色。该巨著以上世纪80年代盛行之系统论来解释孟学，认为“孟子的思想体系就是由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构成的系统整体……个体的完善、社会的协调、天人的和谐，构成了孟学体系的主要内容。”（第104页）难道不可把孔子、荀子、朱子等大儒的思想体系，都看作是由这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整体吗？难道他们不也同样追求个体完善、社会协调、天人和谐吗？王先生还以多样性、有序性、开放性作为孟学的基本特征（第140—144页）。难道不是太多的思想体系都具有此三性吗？难道荀子、董子、朱子等大儒的思想体系不也具有这三性吗？王先生如何以这三性说明孟学与荀学、董学、朱学等的区别呢？具体地阐释性善论、民贵君轻论等孟学中最有特色的东西及其发展，应该要比用“三论”和“三性”来概观之更有信息量。

    三、以“封建”说孟学毛病太多。该巨著高频率地以“封建”来说孟学：“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至极点。”（第1页）“两宋时期，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统治而极力尊崇孟子。”（第16页）“本书采用……战国封建说……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各诸侯国的政权……战国中期……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在各诸侯国……基本确立……孟子，是新兴地主阶级士阶层的突出代表。”（第51—64页）这样的话语曾一度被太多的国人所接受。不过，现在研究孟学者多数已经不用了。当然，如果王先生认为这样的话语是对的，他可以坚持。但是，我提两点看法。首先，被滥用的“封建”远离“封建”本义。从中文看，“封建”乃“封邦建国”之简称，指西周时国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他的兄弟、亲戚等的一种制度。典型的封建制到东周时代慢慢瓦解。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此后，典型、完整的封建制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既然如此，怎能说战国时确立“封建”制度呢？从英文看，作为“feudalism”的汉译，封建主义是指欧洲中世纪一种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的制度。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小国林立，不存在强大、单一而管治辽阔疆土之中央政府。在此意义上，封建意味着分权，意味着集权的反面。就此言之，“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是自相矛盾之说。其次，以“反封建”之名反中国传统文化，给民族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在反“封建”与反中国传统文化难解难分的情况下，后者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厄运。把所谓“封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导致了太多的冤假错案。总之，我认为，以“封建”说孟学，完全说不通，而且很有害。

    四、其他硬伤。第一，史实错误。该巨著说：“董仲舒……对荀子的‘性恶论’予以了批驳……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指出荀子人性论中否定了人性中有善的成分是一个缺陷，认为如果人性中没有善的因素，那么王教就不可能使其化成善人。”（第286页）事实上，在今存董仲舒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批驳荀子人性论的话。不知作者是否想以下面的话作为“批驳”的证据：“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这些话绝对不批评荀子，恰恰相反，它们与《荀子·礼论》的话如出一辙：“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该巨著把王安石作为唐宋之交的人物，认为他“折中了孟子的性善说和扬雄的性恶说。”（第368—369页）作者把《龟山集》作为程颢的作品（第376页）。还有更离谱的错：“美国哥伦比亚的东亚研究所已开办新儒学研究讨论会，夏威夷大学出版《东西哲学》《中国哲学志》等，目的是激扬儒学研究。”（第969页）“哥伦比亚”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哲学志》”应该是“《中国哲学杂志》”，它发的论文不限于儒家，而含道家、名家等。《东西哲学》更不限于儒学，它以关注东西哲学比较而有名。第二，逻辑错误。该巨著说：“所谓孟学，从广义上说，就是指孟子的思想或学说及其在后世的演变、流传和影响。研究和编著《中国孟学史》，是为了探讨、述评孟学产生、发展、演变、流传和影响的历史轨迹和规律。”（第1页）第一句话把孟学和孟学史搞混。第二句话把中国孟学史和《中国孟学史》搞混。书中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一方面说：“在两宋以前，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第932页），另一方面又说：“孟子的政治地位出现了不断提高的趋向。在两汉隋唐时期……促进了孟学的传播……孟学，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第8页）第三，文字错误。第439页的“程遥田”应为“程瑶田”。第649页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533页”应该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53页”。因篇幅所限，其他文字错误难以一一尽列，其他类型的错误也难以一一尽列。

    王其俊先生是我的长辈。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有不当之处，请王先生指正。周炽成（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原标题：一部没有凸显“孟”的孟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