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 插图 李玉明
 

    《孔子家语》记载，冉有问孔子：“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难道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行事，不可以用礼约束吗？”孔子说：“不是这样的。过去是把大夫归属于有廉耻之节的人，他们犯了死罪当然要处罚，但为了顾及他们的脸面，就不在刑场行刑，而是把他们囚于狱室，然后准备一把剑，放在铜盘子上，覆盖白布，送到狱室，让他们感到羞愧而自杀。所以即使刑不上大夫，大夫犯罪也不能逃脱处罚。所谓礼不下庶人，是因为庶人忙于生计而没有时间学习演练礼法，所以不能要求他们的一切言行都符合礼。”

    孔子的这种解释，说明他对不同人群践行礼法，是主张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让犯了死罪的士大夫在狱室自杀，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下处死，是让他们死得有尊严，体现的是礼遇尊者的礼法，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礼记》从四十六个方面对人的言行举止提出了数百条礼法规定，要熟练掌握运用这些礼法，需要几年时间学习演练，因此，这些礼法只能适用于衣食无忧的士大夫之家。孔子提出对庶人不可苛求于礼，是对庶人生活状况设身处地的考虑，体现的是对礼所抱的灵活变通态度。

    孔子对“刑不上大夫”内涵的解释，对后世的士大夫们有深刻影响。司马光对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心领神会、倍加推崇的，他在《资治通鉴》中就记载了多例“刑不上大夫”的史实。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玄宗与秘书监姜皎密谋废黜王皇后，姜皎泄密，玄宗在朝堂怒杖姜皎六十，流放钦州。十一月，广州都督裴伷（zhòu）先犯罪入狱，玄宗与宰相张嘉贞、张说议其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差役）待之！皎之事不可复追，但不能重蹈覆辙。裴伷先罪应流放，岂可再以廷杖辱之！”玄宗深以为然，就没有对裴伷先施以杖刑。退朝后，张嘉贞觉得张说在玄宗面前驳了自己面子，很不高兴，张说开导他：“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恐怕吾辈也难以幸免。我此言非为裴伷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张嘉贞无言以对。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夷州刺史杨浚贪赃受贿事发，按律当死，家人变卖家产为其赎罪，得以免死，玄宗仍命杖之六十，流放古州。左丞相裴耀卿认为不应再对杨浚施以杖刑，于是上疏玄宗：“免去杨浚死罪，君恩浩荡。但让他脱了衣服承受杖刑，在朝堂上丢人现眼，这比死罪还要耻辱。杖刑只可施之于徒隶，不应当用在士大夫身上。”玄宗听从裴耀卿谏劝，免了杨浚杖刑。

    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十一月，割据福建一带的南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国主王昶残暴不仁。谏议大夫黄讽决心以死进谏，于是与妻子诀别，在朝堂之上直言王昶种种不仁弊政，王昶怒不可遏，立命对黄讽施以杖刑。黄讽大义凛然道：“我如果为国不忠，死亦无怨；今天以直言谏君而受杖刑，是最大的羞辱，我死也不能接受。”王昶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收回诏命，将他贬官为民。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十二月，南闽国主王曦嫁女，朝臣争相送礼邀宠。事后，王曦查看送礼登记簿，发现有十二名大臣未送礼，于是将他们全部拽倒于朝堂，施以杖刑，以示报复。接着，又因御史中丞刘赞不举报弹劾这十二人，令卫士将其拽倒，亦将杖之，刘赞义不受辱，以头撞地，血流满面，欲自杀以明志。谏议大夫郑元弼进谏：“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官百僚，岂宜加之棰楚？”王曦这才免了刘赞杖刑，但刘赞受辱于朝堂，竟被活活气死。（原标题：正解“刑不上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