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景帝之时，但早期公羊学自孔子作《春秋》之时便已存在，并经过孔子口授传至后代。在战国，得圣人之初心的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已受推崇，孟子和荀子传承而广大。《春秋》亦史亦经，依事而明义，公羊学对其义旨，竭尽探求，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清人皮锡瑞评曰“《春秋》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发明斯义”（《经学通论》）。公羊学观念，纯正悉备，“大一统”说、“三世”说、“大复仇”说等，于古代治国安邦，作用显著。

    褒誉报仇雪耻之举的“大复仇”说，所针对的是朝纲解钮、杀戮无道的乱世，冀以给痛苦无望的历史提供另一生存之可能性。《春秋》推崇复仇，尤重报国仇、雪国耻，公羊学于此多有揭示：

    《春秋·庄公四年》经曰：“纪侯大去其国。”

    《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

    传文中，齐襄公灭纪国却被称为“贤者”，缘于他替远祖复仇的行为，故孔子予以褒奖，同时，提出了复仇的两条原则：一是由于国君一体，历代相袭，故九世仍可复仇；二是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即天下无道、公义尽丧的情况下，以直报怨，个人可以秉持自然的血缘之情、沿循祖先的恩痛去复仇。

    在《燕丹子》中，太子丹的复仇之因集合了个人之道义与国家之公义，虽以行刺的形式付诸实施，却于理未失；此外，九世仍可复仇，更何况是针对现时之痛，故而不得不报。

    小说开篇的“逃归”情节，针对的原因是“秦王遇之无礼”。“无礼”至何程度，小说不予铺叙。令人滋生想象的是，在“求归”之时，秦王所设置的“乌白头、马生角”的条件，实为无理之极。秦王许归之后又不甘心，设下欲置太子丹于死地的陷阱：“为机发之桥，欲陷丹”。由上述两端，实可逆推与想象居秦为质期间秦王对待太子丹是何等的“无礼”以及太子丹所承受到的欺凌与煎熬。甚至，对于这一人间苦痛，上天也发出了正义的谴责：“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在中国文化中，创伤巨痛而莫可伸于人间者，天下百姓对于正义的吁求，均于“天意”明之。小说中的三个神怪性细节，说明天佑太子丹所遭受的不公和痛苦，同时代表人间谴责了秦王之暴虐阴诈。因此，太子丹“深怨于秦，求欲复之”，自是必然。

    太子丹摹士行刺秦王，还缘于其“质子”身份。以人为质的制度产生于西周，战国时人质主要是诸侯的公子，取其砝码贵重之义。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国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贵臣往为质”，点明出具质子一方的主要是弱国。质须以诚信为基础，但其时质已被欺所取代，对方信不由衷，质实无益也。于是，质子便往往成为强国霸主玩弄的对象，作品中太子丹所倾泻而出的“无礼”“无道”等控诉，道出了在秦国做质子的无尽悲哀和憎恨。

    因此，贵为太子，出使他国，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主要的是国家。对方施诸于自己的欺凌，可视为对己国的无礼和污辱。所以，太子丹所欲复仇者，我们切不可理解为仅仅是出于私仇，这之中，实有国恨之意存焉。他对麹武、田光、荆轲三士，于复仇动机反复申明：“今丹以社稷干长者”“今秦已破赵国，兵临燕，事已迫急”。与此相映的是，荆轲也认为太子丹之受辱，乃为国事，“解燕国之耻”“数以负燕之罪”“燕国见陵雪”，又在秦庭数落秦王曰“足下负燕日久”。故此，太子丹摹士并行刺秦王之动机，既出于个人之道义，亦出于群体之正义，合乎天理人情。

    公羊学“大复仇”说的另一原则是复仇须究分寸。

    《春秋·庄公四年》经曰：“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

    《公羊传》曰：“……此复仇也，曷为葬之？灭其可灭，葬其可葬。此其为可葬奈何？复仇者非将杀之，逐之也。以为虽遇纪侯之殡，亦将葬之也。”

    传文中，齐襄公灭纪国却安葬纪伯姬，孔子称赏他，许之以“侯”。《公羊传》于此指出复仇应须光明正大，把握分寸。

    《燕丹子》中荆轲行刺一段，渗透着这一原则，但最为人诟病：

    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于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

    小说作者认为，秦王对待太子丹“无礼”并且“兵临燕”，但罪不至死，故虚构了荆轲劫持秦王为人质的细节，用以消弭战争，颇与公羊学思想相契合。绑架之未成、荆轲之死，则是缘于秦王之“乞听琴声而死”的诡计。这里，光明正大与欺诈狡猾，当下立判，并照应“逃归”情节。

    公羊学“大复仇”说尚有别一理念，即复仇不讳言败。

    《春秋·庄公九年》经曰：“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

    《公羊传》曰：“内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伐败也。曷为伐败？复仇也。”

    一般来说，春秋无义战，但有两次，其中就包括鲁庄公战齐师于乾时之战。作战失败，《春秋》违反了“内不言败”的通例而直书“败绩”，原因在于褒奖鲁庄公为复仇而战。公羊学认为，勇于复仇，为大义之所在，即使战败，也是光荣的。

    《燕丹子》故事的结尾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以公羊学思想而论，太子丹摹士而行刺，属大义之举，故虽败犹荣，值得赞扬。因此，小说作者的通篇笔墨，回荡着一股光明磊落的激越昂扬之气，对燕国阵营中的人物，也抱着同情和赞赏。

    公羊学复仇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尚耻精神，这种精神在《燕丹子》中得到了回应，从而在文学世界中，肯定了道义、正义以及国耻亲仇必复的合理诉求。以此思想为基础，自《燕丹子》始，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雄浑悲壮的复仇作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燕丹子〉研究》项目的相关成果）叶 岗（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原标题：《燕丹子》中的公羊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