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畅园一景

    乾隆6次南巡临幸无锡惠山是以寄畅园为中心展开的，并延伸到惠山寺、竹炉山房、二泉漪澜堂、锡山、碧山吟社等地，而黄埠墩是进入惠山的大门。乾隆之所以欣赏推崇惠山，除了景色的秀丽、古朴外，每个景点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这些景点和谐协调，像一串珍珠串在了一起。这奇奥之处，拨动了乾隆的心弦，这些景点组成了一条景观带，像一幅长卷展示在乾隆面前。乾隆在京城复制了“惠山园”“玉泉山竹炉山房”“凤凰墩”，形成了惠山九龙的缩影，乾隆可在繁忙治理政务之余，抽空到此小憩，以慰他思念之情。按理说乾隆在北京复制了惠山主要景点，为什么还有挥之不去的惠山情呢？因为这些复制的景点只能达到形似而非神似，它缺少了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缺少了几百年文脉的传承，缺少一股灵动之气。惠山文化是一方水土灌溉下发展起来的，带有浓重的惠山特色，是惠山灵气孕育的文化结晶，它给惠山景观带注入了生命。而皇家园林稀有人至，缺少文人逸士的唱和，寂静中多了些萧瑟，这与惠山的人杰地灵是不能比拟的。

    《清高宗御制诗集》共五集，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六十年，得诗4.2万余首。在诗余集，卷二：《惠山园八景》中有：“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吴十洲先生在《乾隆一日》中谈了对乾隆御制诗的看法：“他（乾隆）本人也把自己的诗看做生平的历史记录，说是‘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五集，卷六十四，《东甘涧》）《起居注》与诗句组成的‘注起居’便成了今日研究乾隆其人的重要历史资料。”这是很有见地的。

    乾隆诗作中的惠山情，时间跨度也很长。关于凤凰墩的最后一首《凤凰墩口号》作于乾隆六十年（85岁），是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关于惠山园的最后两首《惠山园八景》诗是作于乾隆六十年和嘉庆元年（这时乾隆已是太上皇了）。关于最后两首《竹炉山房》的诗是作于嘉庆元年和嘉庆二年。总之乾隆自辛未（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以来一直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甚至退位后始终挂念着寄畅园、竹炉山房、黄埠墩，这时他已是耄耋之年了，乾隆卒于嘉庆四年，享年89岁，而在嘉庆初还念念不忘惠山情。

    从诗作数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寄畅园、惠山园有174首。竹炉山房有171首。黄埠墩21首，关于惠山和无锡的还有74首共有461首，这中间笔者在摘录时遗漏了乾隆关于邹一柱的诗作还有几十首，总计有500多首，占御制诗总数的1.2％。这已相当可观了。乾隆的惠山情结，在清朝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帝王对一个府属县如此眷顾是很少见的。

    乾隆为什么对寄畅园情有独钟呢？

    清朝入主中原，要统治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多年优秀文化的地区，这对于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元朝的灭亡就是前车之鉴。因而需要角色的转换，从入侵者变成广袤土地的主人，若不克服文化上的反差，政权就不能巩固。清初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必须要学习汉文化、掌握汉文化、融入汉文化。必须要掌控广大的知识阶层，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抓。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排除打击异己，一方面在学习掌握汉文化的基础上，表示了尊重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态度，并用这种文化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提倡儒学，尊师重教，以“孝”治天下。康熙十八年举办的“博学鸿词”就是一例，它安抚笼络了一大批的江南士人，清朝经过百年的治理，统治已巩固，进入乾隆朝，已形成大一统局面，康乾盛世进入了全盛时期。

    寄畅园到了乾隆初期已有了300多年历史。风风雨雨，历经起伏，但一直在锡山秦氏手中，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代地传了下来，从秦金到秦瀚、秦梁父子再到秦耀。当时的文人墨客除了欣赏园居的“苍凉廓落，不以一亭一榭为奇”、以山水古木的天然取胜外，更多的是称颂百余年来易主不易姓的奇迹。王穉登在《寄畅园记》中感叹：“园之主虽三易矣，然不易秦也，秦不易则主不易耳。”王永积《锡山景物略》：“山川风月，本无常主，二百余年不更二姓，子孙世守，莫有秦园若者。”

    清康熙年间，园主秦德藻、秦松龄父子，聘请叠石大师张南垣之侄张鉽改筑寄畅园，造园艺术有所突破，园益胜，成为江南名园，而寄畅园也就成了江南士人经常宴集唱咏之所，俨然是一处艺术沙龙，名声大噪，享誉海内。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康熙年间文人雅士在寄畅园所留下的诗文，不少于250篇。康熙九年的寄畅园月下拍曲，更是清初昆曲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作为江南望族的锡山秦氏又一次凸显了其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影响力。康熙南巡，六巡至少七幸寄畅园，对于处事低调的康熙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事。康熙第四次南巡回銮时，秦松龄因故被贬在家，康熙给还原品，并选秦松龄之子秦道然随驾进京，在九皇子允禟处教书，这种种都是笼络江南士人的举措，反映了康熙对江南望族锡山秦氏的看重。

    雍正间，秦道然卷入了宫廷皇位之争，被捕入狱14年，寄畅园没官。

    乾隆初，清朝统治了已逾百年，政权更加巩固，满汉文化之差异也逐渐缩小。乾隆即位初，由于雍正时期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乾隆秉承祖训，更加重视以“孝”治天下，对于雍正帝的各种政策多有所改动，以示宽厚仁慈。而寄畅园300多年不易姓所显示的孝道：祖先创业、子孙守业的精神和乾隆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秦蕙田的陈情表打动了乾隆，秦道然释放，寄畅园发还。吸收这次教训，为了保住先祖遗业，秦氏家族采取了一个断然的措施，把寄畅园改建成双孝祠，祠产是不能充公的，这样寄畅园得以永保。因而在康熙到乾隆间对寄畅园几百年不易姓的赞颂一直是士林佳话，黄与坚、姜宸英、浦起龙等都有精辟论述。浦起龙《秦氏双孝祠记》中：“物于宇宙，成毁变灭，能据而终有者渺矣，独忠孝之施，引而愈长，发而愈光……夫一游观之区传至三百年不易姓，江表未有，姓不易支，更未有，独秦氏有之，又重振起之。”

    乾隆对皇祖康熙是很崇拜的，他仿效康熙南巡，走皇祖走过的路，考察河工，体验治国之道。康熙对寄畅园和秦氏家族的关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登基后处理秦道然一案，更激发了他的兴趣，锡山秦氏家族所反映的家族精神，对先世遗业的呵护，对敬祖守业的执着和虔诚，培养出如秦蕙田这样具有一颗赤诚孝心的贤子孙。这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寄畅园是一个怎样的园林，能成为江南士人常去宴集唱咏之地？因而在开列南巡临幸地时，“不曰无锡，不曰惠山，而曰秦园”。这是乾隆对寄畅园特别关注的原因。

    乾隆南巡，实地欣赏了寄畅园，他被寄畅园高超的造园艺术所吸引，叠石引泉，古朴典雅，不失天然之趣，留下了许多诗篇，诗中对于寄畅园景色的描写，在御制诗中是不多见的，他有“拈吟终日不涉景”的原则，寄畅园是一个例外，也说明了寄畅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乾隆南巡，对于秦氏家族也赞赏有加：“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会胜香山”“更许佳话传，遮留诗债偿”“异世一家能守业，犹传凤谷有行窝”，乾隆二十三年赐“孝友传家”额给秦氏家属，并有“爱他书史传家学，况有烟霞护圣文”之句，对于秦氏家族的家风做了精辟的总结：“孝友传家”“书史传家”。

    一个家族，若有贤子孙，恪守祖训，恒保世守先业，这是孝道的延伸和发展。

    一位君主，要治理好国家，要保卫疆域，实现国富民强，需要大忠、大孝，需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臣民。

    从家庭到家族、到民族、到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它所需要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没有对父母的爱，家族的孝，对民族和国家的忠，也就谈不上国家民族的强盛，这就是乾隆寄畅情之主要原因。 秦志豪（作者系原寄畅园园主秦氏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