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除去日、月之外，还有两类天体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即是彗星和北极星。后者在古代文献中更多地被称为北辰。北辰在中国古代社会心理中有着积极、明亮的政治符号意义，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北辰文化”。

    北辰者，乃天球上靠近北极的一颗亮星，《尔雅·释天》说“北极谓之北辰”。但在不同的时代，所谓的“北辰”并不是同一颗星。四千年前，北辰是天龙座a星，春秋时代是以小熊座B星为北辰，今天则以小熊座a星为北辰，其距地球约400光年。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北辰很早即进入中国人视野、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因为北斗星在北辰附近，人们又都是通过北斗七星而找到北极，所以古代也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说，或者以北斗指称北辰，所以北辰文化往往又与北斗相关。如《文选》注引《春秋合诚图》则有“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之语。

    彗星往往有着某种神秘或迷信色彩，它也常常与北辰一起出现在文献、民间谶语之中。《春秋》将“星孛入于北斗”与人间政治万象建立了对应联系，认为其兆示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世中的更替兴衰。如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於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后汉书·天文下》）其后，则有魏文帝受禅之事。经过文化的发展与解读，北辰便从众星体中脱颖而出，使人们产生了与彗星和北斗不同的美学情感、文化心理尤其是政治符号意义。如刘向所言：“北斗贵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乱臣之类。”（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十四）或许由于这种道德意义上的分野以及对彗星和北辰形成的不同情感，自此两种星体便有了不同的文化，有了一褒一贬、一好一恶、一吉一凶、一正一妖之分。有学者指出，在先秦时曾存在着一种北辰崇拜现象。

    夜空中的北辰，终年可见，在浩渺的星空中能够使人准确地确立方位。其运行轨道与地球的关系永远是那样相对固定与密切，保证了人们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观象授时。正是北辰这种辨别方位的实用性，使人们对其工具功能产生了心理依赖，并从中衍生出更丰富的意义。作为一颗普通恒星的北辰，就有了神圣高洁的形象，并从授时辨位角色被赋予了能够对人间进行道德评判的功能，从而进入中国严肃的政治伦理中，以之对政治、国家和君主进行评价。董仲舒对北辰的政治寓意与象征论述得最为清晰。他说：“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北辰为众星之首，众星拱之方能为北辰，蕴含了传统政治文化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具有北辰之德的政治即是道德的政治，这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设计，世人最耳熟能详者即是“子曰：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语。（《论语·为政》）郭璞注之言：“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朱熹《论语集注》对此解道：“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显然，这种解释仍然是依其象而生其义。北辰这种居其所而不为一切所动的境界，也被程子释为“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虽然在春秋三传中北辰与彗星与时常并论，但是《论语》却只说北辰而不言彗星，这正是因为孔子把北辰视为人间政治清明的象征，而视彗星之说为怪力乱神。

    北辰亦被抽象成一种玄学化的政治符号。对北辰的玄学化，在《史记·天官书》即已出现，其中有“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汉代郑玄即以此太一为北辰神名。也有当代学者证明，北辰、太一、道、太极之间有着“源出于一”的互训关系。（葛兆光《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道家和道教对北辰的政治意义进行了符号化的解读。如《鹖冠子·泰鸿》中有：“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此处太一也被学者理解成为北辰。在《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中有命北辰司察三界功过之说。有的道教经典还把北辰神格化，如《北帝说豁落七元经》称北辰为“太微北极帝君”。（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王建光（原标题：北辰的符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