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常人眼光来看，《水浒传》中的地理都是有问题的，而从头到尾，错得毫无商量余地的彻底——和宋公明那种打打再商量招安的半推半就策略，风格截然不同。

    史进离开华阴县的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水浒传》第二回）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半个月后，史进却来到渭州。要知道，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平凉，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线距离280公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39页）而出发地华阴在延安南略偏东，两地直线距离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直线距离33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5页）。三地关系，可以用下图示意。延安在顶点A，渭州在左点B，华阴在右点C。按照常理，史进应该采取CA线；但他实际上走了CBA的线；绕远得有点说不过去。就是说，渭州根本不在史进行程路线之内！

    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投奔东京大相国寺，路过青州地面桃花山。（《水浒传》第四回）青州属京东路（《宋史》卷八十五），离渤海湾只有一百多里地。五台山则在河东路代州雁门县（《宋史》卷八十六）。青州在五台山东南，两地直线距离约500公里；东京在五台山南略偏东520公里；东京距离青州4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这又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用A指五台山，B指东京，C指青州。鲁智深去东京，当取AB路线，他却是ACB路线。现实中是根本不行的。

    庆历二年（1042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宋史》卷八十五），就是说，《水浒传》中的北京，是现在的河北大名。杨志押送的蔡太师的生辰纲由此出发，目的地是东京。北京大名府去东京直线距离204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杨志只要朝南偏西走就行了，但他的路线大大地往东偏了，一直偏到济州的黄泥岗！（《水浒传》第十五回）北京去济州，138公里，东京去济州18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仍用三角形来说明：A是北京，B是东京，C是济州。杨志本当采取AB线，但实采取ACB线。

    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阁（搁），有误事情”！戴宗因为还想到东京为押在大牢里的宋江走走门路，所以也是力求尽快赶路（《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但他竟然来到梁山泊边上的朱贵酒店里打尖！要知道梁山泊并不在江州去东京的线路上。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而且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1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5-46页）。三地又生出三角关系，而且是钝角三角形。假设：A东京，B江州，C梁山泊。戴宗当走BA线，实际上却是BCA线！

    无为军，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的，“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宋史》卷八十八）无为军靠近长江，在江州的下游，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0页）。《水浒传》却告诉我们，“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而且无为军的闲通判黄文炳能一叶扁舟，三天两头地从无为军过江来频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说，江州与无为军之间这二三百公里的长江，在《水浒传》中给抹得干干净净，截断，扔掉了！

    蓟州，就是现在的河北蓟县一代。它在宋代，先是辽国属地，后是金国属地，根本不在宋的版图之内。直到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蓟州来归”（《宋史》卷二十二）。而《水浒传》明白地说，宣和二年四月一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在这以前，不但公孙胜老早在蓟州居住，而且杨雄也在蓟州城里做“两院押狱”。似乎蓟州本就是大宋的一角河山，而且中央政府进行着有条有理的管治，毫无问题。这就罢了。奇怪的是，戴宗从梁山泊出发往蓟州，他绕道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要从沂水县边上过（《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沂水是沂州的辖县（《宋史》卷八十五），沂州在梁山泊的东南198公里；蓟州在梁山泊北部偏东，距离510公里；而蓟州在沂州的北部偏西，距离576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戴宗又制造出一个钝角三角形。假设A是梁山泊，B是济州（沂水），C是蓟州。戴宗当取AC线，但他实际上行的是ABC线。

    以上是梁山泊英雄招安前的一些地理问题。此后征辽、征王庆、平方腊，我们不暇一一列举。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水浒传对梁山附近地理描述是不正确的，归结为“为情节需要而随便改动”，或者“传抄错误”。（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载1998年第5期《济宁师专学报》）虽言之有理，但过于简略。

二

    我们知道梁山泊英雄奔赴目的地时，和常人一样遵循就近原则，尽量走两地间的直线，避免曲折绕远。也就是说，《水浒传》暗示，他们并没有绕远，现实中看去之字路线，在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渭州，就在从华阴到延安之间的路上，是个必经的中间站。无为军就在江州的对岸，隔江相望，并没有二三百里的滚滚长江。

    如何解释它与现实的牵连与纠结？对于诗文中的风物与现实中的风物不相吻合这一现象，钱锺书解释说：“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钱锺书著《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第154页）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何况小说中的地理怎能与现实贴切？这也可以解释《水浒传》中的地理学问题。但仍然有点笼统，好像袁中郎所谓“一个八寸三分的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与张幼宇书》）！

    宋元时候，演义小说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作者才情。因为先出现的是《三国演义》，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它影响极大，效果强烈，所以，不知不觉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历史演义，都应该注重历史真实；人们对后出现的《水浒传》自然也这样要求。比如金圣叹就拼命把它和《左传》《史记》拉扯到一起，大谈历史的“精严”（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序三》）。其实，《水浒传》已经走上一条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

    其实，不光我们的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不合历史真实这样的非分责难，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都曾受到同样的非议。历史小说，为了和现实划清界限，不少小说家，为他的小说人物创造出完全的新世界作为活动空间，比如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四部曲（A Song of Ice and Fire）。

    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或者说，《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是真的（true），但不是实的（not real），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只在《水浒传》设定的领域内具有有效性与正确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别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来是退烧的处分药，后来却作为非处分药，拿去降血压。但拿《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去到现实中用，是否会产生阿司匹林那么幸运的效果，可就难说了。还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吧！周岩壁（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原标题：《水浒传》里的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