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周维新离开杨伯峰外出求学，同时也在河北怀庆府（今焦作、济源、原阳一带）教书，学问日益精进。公元1897年，37岁的他考取光绪丁酉科举人，成了官学教司、候选知县。眼看功名到手，可“未及仕国变”，清王朝不存在了，官学教司、候选知县这些名头也就成了镜花水月，周维新便回到乡里教书育人，以此维生。
当时周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周维新自少年时起便常在树下临池读帖。他学王铎，临颜柳，楷书、行书、草书莫不精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周围向他求字的人很多。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收藏有一幅双鹤图，上面镶嵌着周维新手书的扇面，内容是苏轼的《赤壁赋》：“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笔力深厚，韵味无穷。
高福唐是洛阳近代书坛“三驾马车”之一，曾称周维新“善书，得柳诚悬（即柳公权，唐代著名书法家）遗法。最工写屏幛，径寸数千字，不错不落，秀劲匀结，名冠一时”，对这位老同学的书法评价很高。
交游广泛的学人
在晁先生收藏的古籍中，有一本写刻体的《仄平训蒙》，是“洛阳翰林”林东郊的老师张青莲所著，后面有周维新所题的跋。“这种写刻体不同于普通的方块字，是张青莲先把字写下来，再由人照着刻的，因此笔锋很清楚，不过成本也高，比普遍方块字印刷要贵得多。”晁先生说。
张青莲字幼白，生于公元1855年，孟津人。他34岁中举，人称“文魁”，为中州名儒，包括林东郊在内的很多名人都是他的学生。在书法上，他师法王羲之、王献之，又融入魏碑，很有造诣。周维新能为他的书题跋，可见两人颇有交情。
“周维新是当时洛阳文化界的名人，交游广泛，为很多人的作品题过序或跋。”晁先生说。1933年，许鼎臣在洛阳创办河洛国学专修馆（简称国学馆），自己任馆长，周维新则担任相当于教导主任一职。国学馆旨在向青年学子传授国学知识，弘扬河洛文化，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当时那里会聚了大批洛阳学者，如孙贡九、叶连三、万宝桢等都是前清举人，学养有素，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周维新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国学馆开设有诗经、易经、四书、论语、书法等课程，周维新主讲书法课，有时也讲论语课。当时他已70多岁，是书坛名家，讲书法课却毫不懈怠，从描红到临帖，都教得一丝不苟。
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先生认为，许鼎臣、周维新等人致力于宣传国学，为河洛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并皆有著述传世，道德学问称冠洛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洛阳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国学馆被迫解散，甚为可惜。
与人为善的长者
前几天，我在丁万乐先生家中见到了民国时期未出版的《洛阳人物志》，为其岳父高福唐先生遗作。高福唐与周维新是同学，他在《洛阳人物志》的“儒林篇”中为周维新作传，称其“为人性温厚，而其气则纯以方……又好劝人为善，所作《宣讲管窥》数种，时人即为刊行。间亦亲为讲演，乡里多化之”。
周维新与人为善，又好教人向善，可是出了名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政府颁令全国各地举人、秀才为国教民，宣讲善事，当时34岁的周维新就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教化乡民，劝人学好，多做善事。
国学馆解散后，周维新回到老家孟津颐养天年，同时整理讲稿，著书立说。《宣讲管窥》就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内容是劝人向善。在此之前，他还身体力行，出资修葺老家祖坟，为先祖周相（钰庵公）立碑，并编纂周寨村周氏家谱，以方便族人。《训家庸言》也是他晚年所作，“家遵百忍，居择四邻，公平处事，宽和待人。常听祖考之训，当报父母之恩……”内容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为的是教育后人。他将这些内容刻于四块石碑之上，书写工整，有颜柳之风，是其书法代表作品。
晁先生收藏有周维新的行书《休算卦》四屏，是写给“自新一兄”的，里面讲到了不要信算命，目的仍是劝人行善：“从今后再休提讲命算卦，吉凶事只问自家……行好的好路上安排，作恶的歹路上等着。八十岁富贵荣华，实是他存心正大。三十岁命染黄沙，想是他为人奸诈……”
1941年夏，周维新去世，时年81岁。就在去世前几个月，他为自己写下了500字的墓志铭，其中提到“嚼得菜根之味，行不背乎古先”的人生追求。村人及学生敬重他的为人，捐资建了两座高大的石碑，以颂其操行，歌其善举。然而，1958年，周寨村建水库时，将碑上的文字磨去，换成了纪念修建水库的碑文。没过多久，在一个雷电交加、狂风大作的日子里，这两座闻名乡里的石碑彻底被毁，自此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原标题：周维新：与人为善 名重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