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还愿、敬神这种古朴、浓厚的地方民俗一直沿袭着。如祈雨、祈子、盖房、庆寿、婚丧嫁娶（俗称“过事”）等，都要祈愿、还愿。过去没有电影，而演戏、说书常用于这些活动，称之为“唱大戏”（戏剧）、“唱小戏”(说书)。“唱大戏”花费、开销大，一般老百姓承担不起，穷苦人家更是望而生畏。你说穷苦人就不许愿还愿啦？穷人的“愿”更多，求神保佑平安啦，发财啦，来年好收成啦等等，普通老百姓请不起“大戏”就请“小戏”，反正也是“戏”嘛。于是，说书的就成了一般老百姓的还愿工具。以后电影诞生了，虽然也有人用电影还愿，但大部分人还以为“神”是不喜欢看那些东西的，“神”最爱的就是说书唱戏。

    河洛大鼓自形成至今，除了在集市设摊演出收钱之外，请神、还愿是她的主要演出市场，河洛大鼓前身的“洛阳琴书”更是这样。琴书每开始演唱前，艺人必更衣净手，焚香于案，然后手操古琴，清茶一壶，闭目端坐，抛却私心杂念，俨然超凡脱谷之态。由琴书过渡成河洛大鼓之后，虽然丢弃了繁文琐礼，变得比较粗放、自由。可一旦说起“神书”，就开始一本正经，按班就序，在神前不能嬉笑打趣，更不能说些低级趣味的内容，以免引起“神”的反感。

    旧社会，“还愿书”十分盛行，解放后，提倡破除迷信，“还愿书”有所收敛，逐渐由公开转为地下。文革中，河洛大鼓艺人不但禁止说“神书”，就连演出内容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许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所谓“反动书”，必须紧跟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就连河洛大鼓开头的定场诗也一律改成“说书不说书，上场先背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河洛大鼓的演出市场主要是生产队和大队的包场演出，神书、还愿之类的包场几乎绝迹。

    文革结束后，虽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河洛大鼓艺人们失去了生产队包场演出的这个“饭碗”，生存受到了威胁。但另一个演出市场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复苏，农村各种还愿书、祝兴书无形中繁荣了起来，延续了河洛大鼓的生命。以至如今，河洛大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愿书”仍然独擎残局，为河洛大鼓提供了生存空间。

    说到这里，不由得一阵悲怆之情涌上心头，河洛大鼓作为洛阳民间艺术的佼佼者，何以沦落到仅能供人们“请神还愿”的田地呢？作为一个河洛大鼓艺人，又是无神论者，但为了适应“愿书”的演出，却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应付各种请神、敬神的场面……当一门艺术为衣食饭碗所累，违心的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奈啊。

    严格地说，“还愿书”和“助兴书”是有一定区别的。“还愿书”是为了某件事物，事先向神个愿，一旦实现就得还愿；如“祈病”、“祈雨”、“祈子”、“祈财”、“祈福”、“祈平安”等。“助兴书”不需要事先向“神”许愿，完全是即兴发挥，如盖房、庆寿、立碑、挂匾、新生儿满月等。“助兴书”也有含“神书”成份，需要设法请“神”保佑，庇护。“还愿书”和有“神”的成份的“助兴书”可并称为“神书”。

    说“神书”最重要的讲究入乡随俗。“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各地请神还愿的习俗有很大不同。巩义、荥阳、偃师一带的“神书”最讲究，规模也最大，往往提前看下“好”日，每一个“愿书”演唱三天三夜，定书时称为“一个书”或“一棚书”，书价也较高。一般地说，头一天为“请神书”或“安神书”，除了念“请神经”，说“请神书”，安谢神位以外，主家摆设香案供食，还要邀请亲戚邻居参加。第二天为“敬神书”，也称“正书”，这一天最热闹，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大摆宴席，烧香念经。亲戚还有点唱“神书的”，并向说书先生“封礼儿”，“封儿”（用红纸或红布包着的钱币）的多少不等，少则五块拾块，多则三百五佰。如果说书人的“神书”唱得达到了“神”和主家的满意，还要另加“封儿”，三天书下来甚至“封礼儿”的价钱能超过书价。第三天称为“送神书”或称“交号书”（打发神离宫，把书写保位神名的轴子及纸、铂、银、钱等烧掉，称之为“交号”）。一般在正书结束后，开始说“送神书”，说罢再念送神经，至此这一棚书才算结局。

    新安、孟津一带的“神书”和巩义、偃师一带的大致相同，只是没有那么繁琐，隆重，中间一天的正书一般也不邀请亲戚，也不点书和“封礼儿”。也有的地方请神、敬神、送神都要给说书人“封礼儿”，意在图个“吉利儿”。

    黄河北济源西半县一带的“神书”则和黄河南有较大的不同。

    济源的王屋、下冶一带的“口愿书”、“助兴书”特别多，除了求举家平安的“平安书”、娶媳妇的“红书”、丧葬之类的“闹丧书”、新生儿满月的“面书”、老人做寿的“寿书”、开兴庆贺的“挂匾书”、立碑竖牌的“立碑书”之外，还有“祈雨书”、“祈子书”、“镇宅书”（怀疑宅中不静，有鬼神作祟，而请说书的称为“镇宅书”）等。济源一带的乡风民俗是“混熟不混生”。到一个新地方，一旦说开了头，各种各样的“愿书”都冒了出来，一个村子里几乎家家有“口愿”，一说就有一个多月，最多的一个村能演唱一季。其实，大部分“神书”是临时“攀比”出来的。咱两家不相上下，你能请得起，我就请不起？你说一场，我说两场，第三家就敢说三场。一个村，十家中有八家都说了，剩下的一两家也就存不住气了。人家都能请起说书，难道咱就请不起？！找个名堂（理由）咱也得请！比如做生意挣了钱，给财神爷说一场“发财书”；俺家牛下了犊，给牛王爷请场书听听，保佑槽头兴旺；还有，今年麦子打得多，多亏了“场神爷”保佑，就给“神爷”说“场”书吧……名目立出来了，书也说了，气了争了，说书人把钱挣了，一举三得，各得其所！

    王屋山下的“神书”没有巩义一带的庄严、隆重。书价当然也低，且很少“封礼儿”。每次神书可以是一场或三场，而不能是两场或四场，大概是依据“神三、鬼四”之说。最要命的是每场书都得按规矩先说“三关神书”（即三段神书，说书的每演唱一段书，黄河南称为“一板书”，黄河北称为“一关书”）这就给说书人出下难题了，按照正常的“关口”，、三关神书就得三个小时左右，几乎占去了整个一场的时间，整晚上都说给神听，让听众怎么受得了？吸引不了听众书还怎么说？但说不够三关神书，主家不买帐，“神”也不领情，没办法呀，人家掏钱管饭，叫咱咋干就咋干吧。只有把三关书压缩得很短，每段不超过五分钟，三段书加起来不足二十分钟，三关神书应付过去，接着开大书，既照顾了神，又照顾了人，总算是皆大欢喜了！

    笔者吕武成从艺二十余年，闯巩义、走西安、越王屋、奔山西，名种各样的“愿书”说了不少，发现并无定规。各地习俗不同，主要看主持者怎样操办，每个主持者都有自以为是的规矩。主家礼数多、爱张场的，“愿书”就会繁琐，隆重些。有些请“愿书“的主家，尤其是吃公家饭的，为避“搞迷信”的嫌疑，不愿大肆招扬，只是在暗里烧柱香就可以了。做为说书人，只有客随主便，随方就圆才是。

    “神书”就是说给神听的，从开场白到定场诗以至神书的内容，大都充满浓厚的迷信气氛和动人的神话色彩。

    演唱“愿书”的程序一般是先念请神经，或敬神经，然后做定场诗，道开场白，接下来起腔叫板，进入演唱。

    说书人所念的请神经，敬神经和送神经，大都是从佛教、道教的经本里“借”来的，或是从神婆口里传过来而加以改进的，也有的是说书人根据现场即兴发挥的。总之，经是死的，念时却是活的，比如“十上香”和“五上香”经，一般都做为请神经，其中的神名根据请神的需要而加以更改，比如“五上香”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是一首请观世音为主的请神经，如果要请别的神，只需把神名改一下就可以了。有些经并不含迷信成分，反而很有哲理，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如《十根拐棍》经，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请神经的念法和曲调郑州以西至灵宝、南之济源一带基本相同，一般都是一人唱众人和（称之为“打符”），打符的曲调是嗨嗨佛，嗨嗨弥。

    请神经念过后紧接着念定场诗，定场诗要念神诗，如：

    定场诗念过，便是开场白：

    上场来神诗一首道过不叙，有请×××神灵及诸位天地全神各主本位，听俺打鼓带板，下有神书半篇，慢慢地道来了——

    然后板起弦响，进入过门，之后开始演唱。

    送神书的顺序则需要颠倒一下，先念定场诗，说神书，最后念送神经，道理很简单，如果先念送神经，打发神走了，后边的神书还咋听？

    “神书”大都是中篇书段，内容大都与神有关，如《龙三姐拜寿》说的是老员外在野外捉了一条蛇，却是老龙王的化身，老龙王命龙儿龙三姐下凡报恩，给他家做媳妇，给老员外拜寿，却把他拜死又还魂    的传奇故事，《韩湘子祝寿》（也叫《韩湘子讨封》）说的是八仙之一韩湘子给唐王祝寿，讨封引度的故事；《赵炎求寿》（也叫《官禄算卦》）说的是三国神算官禄走至荒山，口干渴难忍，得一老者赐水，感激之下，替他儿赵炎算了一卦，让赵炎求南北极两仙翁添寿的故事，这些书段朴朔迷离，虽荒诞而不失情理，虽简单而不失传奇，还有《洞宾戏牡丹》《观音母开药店》等，运用猜迷、对歌等形式。唱词文雅优美，虽然是说给神听的，可照样能吸引人，可谓是“人神共享”哩。

    有些神书段在解放后因破除迷信而被篡改，如《俞二姐祈子》，原应该是一段“祈子”的愿书，但一经改进便不适合了，本书后边的曲段选编中的《俞二姐祈子》便是改后的脚本。

    总之，“愿书”是河洛大鼓艺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他们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研究河洛文化就不能不研究河洛大鼓，研究河洛大鼓艺术就不能不研究“愿书”。把“愿书”简单地规为封建迷信，我以为是不科学的。她是河洛大鼓文化中的一种“神文化”，剔除其中的迷信糟粕，其中包含着河洛地区的乡风、民俗等诸多文化精髓，其中的深奥非是我等三言两语所能讲得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