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拓片局部

　　摩崖碑记为通体碑，共有20行文字，推测有805字。因岩体滑动，已残为两段，上段连同双龙碑首移向左边，使得碑文上下段错行。此前一些学者付出了许多努力，能辨认的字数也逐渐增多。目前注录较为完整的是刘景龙、赵会军的《偃师水泉石窟·碑刻题记》，共计432字。笔者对照原碑、拓片并参考有关学者的著述、历史典籍等，经过认真辨析，使能够明确辨认的字数增加到537个。由于对碑记注录有较大的进展，原先一些似是而非的字得以确认，使整篇文字遂能连贯地加以分析理解，进而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

　　一是确定了石窟主昙覆的身世。此前，很多研究者对碑记中极为重要的第九行开头几句，仅注录出“□□□赵□□□□州南阳人”，所以无法完整理解这一段文字。虽有学者指出碑记中的“赵”是石窟主比丘昙覆的俗姓，但只是推测。通过此次努力，将其辨认为：“昙覆，姓赵，字得覆。荆州南阳人。□赵灵王之苗胄焉。其太曾始祖，宝庙神区，龙云自荫，于是连和重叠，封袭数人，百官诸方。”这样，基本弄清了昙覆的身世：俗姓赵，字得覆。他的太曾祖就热衷于建庙造像，因而福被后代，以至“封袭数人，百官诸方”。昙覆在北魏太和十三年就曾在洛阳一带造过佛像并主持或建造过佛寺，发愿让五道受苦者“普同受乐”。

　　二是基本确定了洞窟造像年代。此前，碑记只辨认出“大魏太和拾□年比丘昙覆为□□并□□庙”。学术界据此对水泉石窟开凿年代争议颇多。一说石窟开凿于孝文帝十几年，进而推断石窟正壁两尊主佛也为昙覆所造。另一说根据洞窟第八龛题记及造像艺术风格，认为洞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正壁两尊主佛是昙覆之后的他人所建造。水泉石窟最早开凿的佛龛是“石窟主昙覆敬念造”的第八龛。笔者通过辨认，可以肯定碑文为：“大魏太和拾叅年比丘昙覆为□□并□□庙”。联系上下文理解，可知这段碑文是昙覆追忆他造像和造庙的时间，而非此洞窟开凿的时间。昙覆造像是在“皇运徙居，爵伦更迭”的社会背景下，对现实感到绝望，“归山自静”期间开凿的。据此可推断，昙覆造像当在孝武帝至孝明帝期间。

　　三是记录了当时洛阳地区各种题材的造像。碑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分布在石窟、佛堂、浮屠塔、露天摩崖等处的铜像、镀金像、石像等各类造像，更为关键的是，记载的各种题材造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流行于当时洛阳地区的各种宗派信仰。比如万佛与千佛造像，这是石窟造像中较为普遍的内容，邑社造像对此更为热衷。一千五百龙华像则源于弥勒下生信仰，据记载弥勒菩萨将于佛陀入灭后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下生于人间，在龙华树下成道、说法度众。千佛天宫这类造像叙述了弥勒上生此天时之情景，这是往生弥陀净土之外的另一种往生思想。五百华胜佛的造像取材于《佛说佛名经》，五百华胜佛信仰流行于当时社会上流阶层。十六王子像是佛教造像中少见的一种题材，是佛出家时，在好城有十六位王子，皆随佛一起出家为沙弥，以后十六王子宣讲《法华经》，皆成佛道。这些记载从侧面反映出北魏洛阳地区佛教造像种类繁多，佛教发展空前繁盛的史实，对我们全面了解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

　　四是记载了佛辇舆与行像。碑记说：“洛州阿育王寺造铜像三区，各长三尺，金度色，并佛辇舆。”佛辇舆是一种至高的宗教礼仪，制造并使用佛辇舆足以证明阿育王寺在当时众多寺院中的显赫地位。佛辇舆是用来承载移动的佛像的，这种可移动的佛像（也叫行像）一般用旃檀香木和紫铜制成，是一种珍贵的造像。阿育王寺里造高大且镀金的铜佛像，这说明它可能和皇室间有密切的关系。

　　五是印证了洛阳阿育王寺的存在。由于漫漶，对题记开头几句的辨认歧义颇多。刘景龙、赵会军《偃师水泉石窟·碑刻题记》认为是：“洛州□□上寺造铜像三区□□长三尺金度色并佛□舆。造石窟一区中置一万佛造□千五百龙华像一区。”张总《十六王子像小记》著录为：“洛州河南王寺造铜像三区各长三尺金严色并佛囗库造石窟一区中置一万佛造一千五百龙华像一区。”这段话总共四十一个字，就出现了四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把阿育王寺误认为其他寺庙。

　　最早记载洛阳阿育王寺的是北齐魏收的《魏书·释老志》：“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成其遗迹焉。”然而自此以后，有关洛阳阿育王寺的史料阙如。唐代京兆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载：“洛州故都西白马寺东一里育王塔。”有学者认为，这个育王塔即为阿育王寺。实际上，《广弘明集》把洛阳与洛州混为一谈。因为北魏洛阳与洛州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北魏时期，将司州改名为洛州，治所在洛阳县，就是现在洛阳市东北，不久就复名为司州。东魏时又改洛州，到隋朝时废除。造像题记对洛阳周边五县佛像进行记述时，只说数量、方位、造像题材而不提及寺院，唯对阿育王寺作了详细描述，足以证明其地位之高。这一史料有力佐证了《魏书》关于洛阳阿育王寺的记载，且进一步明确了地点，弥足珍贵。作者:贺玉萍 【原标题：洛阳水泉石窟摩崖碑刻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