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有许多以行业、市场命名的街道，如菜市街、马市街、柴火市街、鱼市口、豆芽街……如今全都变了样，唯独书店街没有大变，依然有不少书店、文具纸张店，依然透着书香，彰显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开封书店街是条老街，太远的不说，从清朝乾隆年间正式命名它为书店街算起，也已有了近300年的历史，有人说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街，比日本东京的神田书街还早100多年。这话我信，日本很多有关文化方面的东西都是从我们中国学去的。

    我对书店街情有独钟。说来话长，上世纪3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家住家庙街，去宋门里上学，每天上学下学最少两趟走过整个南、北书店街，遇上中午回家吃饭的日子就要走4趟，再麻木的人对它也要留下印象。抗战胜利，开封光复以后我回到开封，至解放前的几年间，发生在书店街的几件事，使我深印脑海终身难忘……

    自从和“品读开封”结缘以来，我老早就想写书店街，但这样一条有品位的街，关心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等我写完，“品读开封”就推出了《书香古韵》和《书店街韵味何在》两篇文章。拜读之下，胸襟顿开，它们说出了我想说的许多话，也指出了人们对它今日情况的隐忧，提出了一些今后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很好。我想搁笔终止，但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历历往事——呈现眼前，欲搁实难，于是我调整思路，剔除重复，继续写了下来，主要反映新中国建立前十几年的情况，也可以看作是一点补充吧。

    一、店不在多而在精

    今日南、北书店街600多米长，共有商家200多户，其中经营图书和琴、棋、印、画等文化商品的就占了120家，和60年前比，显然是多了很多。20世纪30年代南、北书店街书店、文具纸张店、笔墨庄也就是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开明书店、鲍乾元笔墨庄、邱文成笔庄、梁苑锦南纸庄、环文阁、惠昌山房等那么30多家。但能跻身在这条街上的书店，笔墨文具店都是大店、名店、精品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出售的都是高档商品。拿笔墨文具来说，北书店街北部中间向东的杏花园街，南、北书店街接口向西的徐府街东头就有不少制笔和出售墨汁、墨锭、文具的商店和作坊。像我这类的穷学生，当年买支毛笔和墨汁什么的，都是到这些店家来买。拿书店来说，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以及后来的三联书店等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大书局，开封只是它们的分支机构，它们不仅出售图书，还经营出版和发行丛书、杂志等多种业务。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旧中国的最大书店——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不在书店街？”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开封商务印书馆原来在东大街，曾多次设法想在书店街谋求店址，可是能跻身于此的商家谁也不肯相让。后来商务印书馆就在南书店街南口对过，马道街北口与寺后街接壤处购地建馆（今振河商场东头）距离这里不远，也可以说，它占据了书店街和马道街两处商机。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开封沦陷，商务印书馆建成没几年的新楼就被日本军队强行占用了。

    20世纪30年代的南、北书店街除了书店、文具纸张、笔墨庄以外，也有不少其他商铺，比如味莼楼饭庄，容芳照相馆，王开照相馆，五美德酱园等，特别是南书店街路东的晋阳豫和包耀记两家相邻的南货庄，至今门面尚在，很引人注意。这两家南货庄制作的各式糕点，在开封很有名气，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但它经营品种多种多样，甚至包括很多文化用品，却不为普通群众，特别是如我这样的穷学生所了解。以晋阳豫为例，他经营的笔墨纸砚、绘画颜料、八宝印泥、泥金屏、杭金屏、开丝寿帐、镂铜墨盒、红木算盘等都是上好的品种；各种牌号的毛笔多是苏州贝松泉笔庄出品的上等货色；各种香墨，应有尽有。听人讲，晋阳豫出售有一种“宝墨”，用锦缎盒装，每盒4锭，不仅能研之写字，还可药用，售价昂贵，不是一般人家买得起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主要是说在这条书店街上，不论你是什么商店，也不论卖什么东西，绝大多数商家店容店貌、待人接物方面都能做到安静、文雅，和整个街上的书香古韵保持和谐一致，让人一走到这条街上就感觉到它浓厚的文化氛围，感觉到它与其他商业街上喧闹气氛的明显不同。

    二、书店街新添了一家报馆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开封光复。南、北书店街依然旧我，没有多大改变。只是经过日本侵略者7年的践踏和蹂躏，比过去冷清了不少。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北书店街南头路东（今新华书店处）新添了一家报馆——《中国时报》，特别引人注目。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人口虽仅有28万多，但出版的报纸却不少，除了《河南民报》外，还有《力行日报》、《中国时报》、《民权新闻》以及稍后成立的《工商日报》、《大河日报》、《正义报》、《中国晚报》等多家报纸，它们各有背景，竞争异常激烈。我所以说《中国时报》特别引人注目，除了它作为报纸和书店街的文化氛围相吻合以外，还在于它那文字的清新和它那与众（其他报纸）不同的言论和风格，给人以启迪，发人以深省。

    《中国时报》创刊于1945年10月，日出一大张，内容有社论、国内外消息、本省本地新闻等专栏，副刊则有“山水间”和“文学窗”两个栏目，最初我就是从读“山水间”连载河大稽文甫教授的《新说书》和“文学窗”连载路翎的《关于绿原》开始结识《中国时报》的。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到报社门前的阅报栏看报。有时也顺便浏览一下社论和其他新闻，看着看着我就觉出这张报纸说的话和别的报纸上说的味道不大一样，有明显的民主和进步倾向。后来我知道该报发行人、社长郭海长是时任国民政府豫鲁监察使（监察使署驻开封西大街今龙亭区政府所在地）郭仲隗的儿子。郭仲隗，字燕生，豫北人，是当时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一个人物，他为人正直，富正义感，以敢言直谏著称。1943年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他为河南人民遭受水、旱、蝗、汤4灾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受到河南人民的普遍尊重和爱戴。也正是有这样的后台，《中国时报》才敢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才得以在开封生存和支撑下来。

    抗战期间（1942年元旦）在河南南阳出版发行的《前锋报》（社长李静之）于1946年末迁来开封和《中国时报》合刊，于1947年元旦开始正式改出联合版，发行人仍为郭海长。该报一直坚持到开封第二次解放前6日（1948年10月18日）始停刊。

    《中国时报》在开封书店街的存在，虽仅3年，但它对民主进步意识的传播，给开封人民，给开封书店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大逮捕——悄然在书店街进行

    1946年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挑起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使全国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蒋管区广大知识界和高等学府反映更为强烈。一场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运动已近成熟，大家相约1947年6月2日一致行动，举行大示威游行（这次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有人统称之为“六·二”学运）。富有革命传统的河南大学自然不甘后人，首先由教授会宣布罢教开始，继之学生自治会决定罢课，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学生自治会一方面积极筹备举行示威游行，一方面推选代表，组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5月22日游行示威和请愿代表团同时出发。代表团尚未返回，5月28日河南当局就对河南大学发动了一次大逮捕，多名学生被捕。

    开封的又一次大逮捕行动是国民党统治当局针对“六·二”学运有计划布置的全国统一行动。这次逮捕也波及到新闻界。

    1947年6月1日黎明前，大逮捕悄然在书店街《中国时报》社内进行。这次逮捕开封新闻界共有7人被捕，其中《中国时报》就有4人，他们是梁建堂（报社经理）、赵悔深（主笔）、孙良田（副总编辑）及李勤士（记者）。另外3个人，分别是《力行日报》总编辑王曼洛，《民权新闻》总编辑刘世民和《工商日报》编辑李君泗。他们的罪名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和鼓动学潮”，临时被羁押在当时的河南省训团（今开封机械厂）内。

    事情发生以后，社会上议论很多，对《中国时报》4人被捕寄予很大同情。但令人奇怪的是《力行日报》与军统关系密切，为什么它的总编辑王曼洛也会被捕。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件事牵涉到反动派内部派系的权力之争。事发次日，《力行日报》即带头发布开封新闻界同仁被捕的消息。并誉被捕的7人为“沙城七君子”。除《河南民报》以外其他各家报纸纷纷跟进，记者工会也因势利导，积极奔走呼吁，据理力争，终于促成了问题的解决，7人被关押10天后于6月11日被释。

    这样一场荒唐而丑陋的表演让更多的市民看清了“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方向。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中国时报》照常出版，订报和拥在书店街报社门前看报的人更多了。

    全国解放后，郭仲隗拒不赴台，留在大陆，曾任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时报》社长郭海长曾任民革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前锋报》社长李静之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常委。

    结束语

    一条商业街的颓败与繁荣和经营者的文化理念紧紧相连，息息相关。有什么样的文化理念、氛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和方式。书店街注定需要的是文雅、安静、书香和古韵，而不是表面的喧闹与浮躁。我们回顾历史也正是为了如何发展未来。随着书店街周围环境的变化和改造，书店街在开封鼓楼商圈中如何融入更多的新的文化内涵，摆正自己的位置，保持书店街的本色不变，不但是书店街全体商户应该思考的问题，也应该是全体开封人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