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组北宋时期的“大晟”编钟（见图），共8枚。它们大小相近，形制相同。形制上，这些编钟与先秦古钟十分接近，是北宋徽宗崇宁年间，仿照当时出土的春秋宋公戌钟铸造的。

    宋公戌钟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出土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崇福院内，共六枚。据古书记载，宋人是商人的后代，而商人出自传说中的帝王颛顼。颛顼所用的古乐号“六茎”，古钟恰好有六枚，时人便以为是六茎所用乐器。再加上应天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龙潜”之地——黄袍加身之前，赵匡胤的官职是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治宋州，故而登基后取“宋”为国号。宋州后来也就改名为“应天”，以示“应天之命”。在受命之邦挖出了带有皇朝国号的古器，举朝以为是祥瑞。宋徽宗便命大司乐刘昺按这几口古钟的形制，仿制一套编钟，再现上古的雅乐。

    古钟的形制容易效仿，制作技艺却无法复原。先秦的编钟，大小相次，一钟双音，这种工艺早已失传。当时的编钟，大小一致，厚薄不同，每枚钟只能发出一个乐律的乐音。

    传统上，乐音根据音高的不同分为“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律是基准。但世异时移，黄钟律已无法确定。为此，宋帝下诏，博求“知音”之士。后来，官员们终于在西蜀寻访到一位九十余岁的老者，名叫魏汉津，自称学过“鼎乐之法”。汉津向徽宗进言，认为黄帝创设黄钟之律，律管长九寸。夏禹效法黄帝，“以身为度”，将左手中指第三节、无名指第三节、小指第三节的长度合为九寸。他请求徽宗将左手这三节的长度赐予臣下，以确定黄钟律的律管长度，再由律管推定容积。先铸造九鼎，以象征天下九州；再铸造高九尺、容九斛的大钟，以为标准器；最后再铸造新乐编钟。

    这番说法迎合了笃信道教的徽宗皇帝的心思。于是，在刘昺的督导下，负责乐器铸造的机构——“铸泻务”，便按照魏汉津的理论，参照宋公戌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兴造。同年七月，作为标准器的景钟铸成。次年七月，九鼎成。八月，编钟等新乐乐器成。按照当时的礼制，大晟钟共有十二编，每编二十八枚，包括正声钟十二枚、中声钟十二枚、清声钟四枚，共336枚。

    九月朔，徽宗驾临大庆殿，与百官庆贺“鼎乐”落成。在新乐演奏的时候，居然有白鹤数只，从东北方飞来。于是龙颜大悦，下诏褒美。至于新乐的名号，既然尧乐称“大章”，舜乐称“大韶”，今乐直追上古，徽宗便赐名“大晟”。新乐编钟被称为“大晟钟”。创制大晟乐是徽宗的得意之作。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大晟钟被宝藏于宫中，大晟乐则被颁行于四方。

    可是，四海弦歌挡不住金人的铁蹄。大晟钟铸成之后二十二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汴梁，徽、钦二帝被俘往北方。336枚大晟钟，或在围城之际被宋人埋入汴梁城下，或作为战利品被金人赏赐臣下，或被解往金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八年之后，徽宗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大晟钟却继续在金人宫廷里演奏。只是，金太宗名完颜晟，为了避讳，金人磨去了钟上的“大晟”，而重刻了“大和”二字。入元后，大晟钟流入元宫。元明鼎革，明人仍“斟酌用之”（明代朱载堉《乐律全书》），直至清初。到了乾隆年间，梁诗正、王杰等人奉敕将宫中所藏古铜器编纂成书，发现内廷有四件刻有“大和”字样的古钟。时人已不知晓它们的来历，以为是周代的古器，便将其编入了《西清古鉴》及《西清续鉴乙编》。其中两件民国时被运往台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两件下落不明。

    如今，已知存世的大晟钟仅有25枚。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八枚，有两件是清宫旧藏，其余六枚则来自购买、调拨和捐献。1958年购藏的那件，刻有“大和”二字，并且有明显削磨过的痕迹，显然是靖康之难的见证者。这八枚囊括了大晟钟的全部三个类别，涉及了七种乐律，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经检测，它们仍能发出清晰的乐音。袅袅余声中，它们似乎还在诉说着汴京的繁华、亡国的悲凉和千年的沧桑。

    陈鹏宇（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