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画像
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
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风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报告,说已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报告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说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际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据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渔盐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合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说没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合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捡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竟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事情一概由他去料理,自己倒也省了不少心。齐桓公是个有名的淫乐之徒,这样就可以拿出大量的时间玩耍了,把治国理政的一沓子繁琐全部交给了管仲和一个叫鲍叔牙的人。当时他把管仲的地位提得很高,称其为“仲父”,朝内所有事项,只要有人来禀报和请示,他只回一句话:问仲父去。
齐桓公的放任与信任,既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管仲。管仲的聪明智慧不容置疑,从他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步骤上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齐国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去经营的,并最终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往往将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作为唯一的成败标准,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将齐桓公的政权给予极大肯定。至于齐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惨重失败,齐桓公后期的惨状,却很少从管仲一手料理的繁荣中寻找原因。其实任用管仲的开始,既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开始,也潜伏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有点像大学者黄炎培所谈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败亡的种子是由齐桓公和管仲一路播下去的。
管仲出身商人。他当初与鲍叔牙合伙经商,获利后总要比对方多取一些利益,其他人厌弃这种做法,鲍叔牙就替他打圆场,说他穷怕了,多拿就多拿吧。后来管仲又与鲍叔牙一起从军打仗,一遇到危险就躲到后面,逃得最快,这势必引起其他士兵的怨怒,鲍叔牙又为他找了条理由,说他家有老母,他是害怕自己被打死没人养活母亲。就是这个管仲,不久之后在两个争夺君位的公子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然射了其中的一个,只差一点就把这个公子射死,而这个公子正是后来的齐桓公。可以想见新即位的国君该是多么痛恨这个管仲,而这时又是鲍叔牙为其说情,这才免其一死。鲍叔牙是最了解管仲的人,就是他后来倾尽全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
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谓不巨,其重点始终落在发展经济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没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强固的国防,其他事情也办不好。但问题是获取财富的同时还要有更长远的政治规划、有对社会全局的把握,谋财的手段也要正当。粗鄙的财富既不光彩,也不能保持长久。管仲所倡导的方法睿智而果断,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治世良方,它们都属于历史智慧的结晶。所有繁巨的改革计划虽然一时不可尽述,但需要冷静反思的方面也实在不少。
首先是“女闾”的设立。“女闾”就是妓院。在春秋时代由官方公开设立妓院,可以想见是多么大胆的一个举措。而且当时的妓院规模非常大,据记载大约有近两万家之多,按当时稀薄的城市人口和较小的社区规模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历史记载西方最早设立官方妓院的国家是雅典,那是公元前594年的事情,而管仲却远远走在了前边,至少比雅典早了50年。管仲设立妓院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充实国库;另一个目的是讨齐桓公的欢心,因为这个淫乱的国君总是难以餍足。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延揽人才。管仲认为齐国要兴盛,必须招集一批头脑活络的人士,而凡是这样的人士大多放荡不羁。管仲的改革措施中,规定了布衣可以为卿,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施政所需要的人才,一概不讲出身,皆可委以重任。
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都需要一批相应的人才去推行。出身商人的管仲最初在贵族集团中不受欢迎,他必须尽快纠集自己的行政力量。他设置的一项广受注目、令后人大加赞赏的政策,就是“举贤”制度。这是在广大地区展开的大范围的人才搜集活动,并且形成了一个制度:地方官员在每年正月参加朝会时都要做两件事,一是报告政事,二是举报贤能。地方官如果没能按时举荐本地的贤能之才,就要治以“蔽贤”之罪。这就打破了贵族垄断政事的世卿世禄制,为当政者根据实际政策的需要任用官吏,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但是通道既宽,行走的人物也就非常驳杂,选取什么样的人,将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管仲设立女闾以及举贤制的操作中,可以想见他获取利益和选取人才的急切。后者当然是为前者服务的,要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行,就必须拥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得力执行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大批经营型实用型人才得到了使用,导致了齐桓公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这繁荣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就是过分张扬了物欲声色,使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遭到了破坏,国家自上而下大面积腐败,拥有无限财富的齐国政权竟然摇摇欲坠,开始崩塌。(摘自《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