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第一个建立了政权，官以云名，“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大概也是把黄帝置于五帝之首的原因。这个政权也许不像传说说的那么整齐有章法，其实力足以使它监于万国而万国和顺。但毕竟与那种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大不相同。过去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抵就是从黄帝算起的。 

　　传说黄帝为发展经济文化还做了许多事情。《五帝本纪》说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越绝书·宝剑篇》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各书所引《世本》中还有“黄帝作冕旒”，黄帝臣“雍父作杵臼”，“共鼓、货狄作舟”，“沮诵、仓颉作书”，“巫彭作医”，“大挠作甲子”，“伶伦作为律”等等传说。《史记·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说法。而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始劝蚕，则是许多古书中都提到的。这些传说有些可能是后人的附会，有些则应反映了一部分历史的真实情况。

　　据说黄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这段话出于《国语·晋语》。同是黄帝之子，为什么只有2人跟父姓姬，其余12人得别的姓，另11人根本没有姓？为什么青阳和夷鼓分别是方雷氏和彤鱼氏之甥而都得己姓？25人分别为四母之子，为什么不是四姓？看来当时既不一定是从父姓，也不像是从母姓。有一些是从地名得姓，还有一些究竟是怎样得姓的，我们并不清楚。由于这样，我们不能把所有姬姓国都当做黄帝的后裔或与黄帝有亲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都没有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传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一为玄嚣，居江水；二曰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即帝颛顼。颛顼都帝丘，即今濮阳县境。《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及《汉书·地理志》认为古江国在河南安阳，如此则离濮阳甚近，疑是玄嚣所居。 

　　《国语·鲁语》引展禽的一段话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是讲的古代的祭祀制度。《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中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照这么说，虞、夏都是承认其祖先出自黄帝，所以《五帝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五帝本纪》说舜是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殷本纪》说契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周本纪》说周人先祖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尽管说简狄是在沐浴时吞食了玄鸟卵才怀契的，姜嫄是在野外履巨人迹后才有感而怀稷的，契和稷的血液里可能没有帝喾的成分，而在“法律”上还都得承认是帝喾的儿子，也就是黄帝的裔孙，所以他们才“禘舜而祖契”、“禘喾而郊稷”。这样，作为古代中国居民主体的华夏各族就都成了黄帝的子孙了。 

　　不但如此，由于黄帝的威望，有些非华夏族也跟他拉上了血缘关系。太史公曾“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他大概觉得言不雅驯而没有采纳，但在《山海经》等书籍中被保存了下来。例如《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中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这些尽管是神话怪异之说，不可以真实历史视之，但毕竟蕴含着某些道理。换句话说，它们表面上说的是亲族关系，实际上反映的则是文化认同的思想。这种文化认同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有关炎黄传说的大致情形。其中大部分散见于先秦的各种著作，《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曾加以系统化，东汉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加以补充和诠释。由于文献记载的时间离故事形成的时间甚远，其间只能靠口耳相传，不免会发生一些传讹乃至张冠李戴的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态度还相当谨慎，那时虽然百家都言黄帝，而其言不雅驯者他都没有采纳。后来的人觉得不过瘾，所以旁征博引，许多神话怪异之说也搀和进去了。不同来源的资料不免有许多矛盾抵牾之处，于是又加以穿凿，总想把它说得圆满一些。直到本世纪初年，西学东渐，一些学者想用新法整理国故，对传说资料来了一个大清理。由于传说资料中充满着矛盾和难以说通的地方，从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过去几乎被认为是信史的尧、舜、禹的事迹乃至人格都被动摇，更不用说时间更早、资料也更少的炎帝和黄帝了。毕竟这一次清理对大量资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引发了对整理传说史料的方法论的研究。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把传说时代各族分为河洛民族、江汉民族和海岱民族，傅斯年则创夷夏东西说，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分别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较之此前各家的研究，论说更为详尽，方法也更为精到。但是从前的研究，只是就传说论传说，最多只能把传说资料耙梳一番，看看哪些是早出的，哪些是演绎出来的。假如原来的传说就有错误，或者有矛盾，就没有法子订正，没有法子判断谁是谁非。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前考古逐步发展起来。一些学者曾尝试把历史传说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例如说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说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者把炎黄时代、尧舜禹时代与夏代分别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相比附。由于当时的史前考古起步未久，发现的资料有限，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大致的谱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传说资料结合，必然发生失衡而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全国发现的史前遗址已有八九千处，分属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系统。考古学者把中国史前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200万年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此后即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中国的北部比较寒冷，内蒙古等地又比较干燥；西部地势高亢，且距海洋甚远，既寒冷又干燥，存在着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都不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因而至今还是我国畜牧业的主要产地。五岭以南现今固然是发达的农业区，但在史前时代那里炎热多雨，且多瘴疠，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又因天然食物资源丰富，反而使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这样，中国最早发明农业的地方就集中到两个地方，一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二是长江中下游的华中地区。 

　　现知华北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都已种植粟和黍，其年代约当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学术界几乎一致承认华北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最近的发现证明，华中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都已种植水稻，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稍晚的河姆渡文化则已存在十分发达的稻作农业。现在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个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不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 

　　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少还可细分为两大期和五小期。大约以公元前3500年为界，前期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可分早中晚三小期；后期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代，考古上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可细分为早晚两期。把这个分期同传说资料相比照，我初步认为黄帝、颛顼、帝喾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尧舜禹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而夏代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的③。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体上包括仰韶文化的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大溪文化后期到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前期等。其所以把黄帝定在这个时代的开始时期而不能更早，似乎也不宜更晚，是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越绝书·宝剑篇》引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风胡子是春秋时人，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铁器时代大体是从春秋开始的。青铜时代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这两点都说得很对。玉器的开始使用虽然很早，但大量的制造则是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的，作为兵器的玉钺的出现也不会早于这个时期。在此之前的确是典型的石器时代，就是说只会作石兵。把文献和考古资料两相对照，简直是若合符节。 

　　第二，前面说过，炎帝的主要事迹都与发展农业有关，而黄帝除发展农业外，在手工业方面还有许多创造，如制玉兵、作舟、作车、劝蚕、作冕旒，还有采首山铜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支持一部分人从事长期的战争，社会财富也会刺激这些人去进行掠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的军队特别能打仗的原因。黄帝和炎帝尽管是同时代人，但一个代表旧时的农业部族，一个代表新兴的农业——手工业部族，所以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神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铜石并用时代的开始。 

　　第三，黄帝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考古学的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战争痕迹不大明显，有些战争大概规模也很有限。铜石并用时代则不然，一是作为兵器的石钺普遍发展起来，且制作精良。薛家岗文化的一些石钺上还用朱红画出花果形的装饰纹样，可见人们特别宝爱这些武器。有些大墓中常用玉钺随葬，那墓主人大约是军事领袖，玉钺则是指挥军队的权标。二是这时出现了一些规模颇大的中心聚落，有的中心聚落中有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有的有很大的积石冢或贵族坟山，有的有很讲究的祭坛。而一般的聚落遗址则小得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得多。如果没有军事的力量，是很难自然形成这种状况的。江苏新沂花厅墓地是一个存在征服战争遗迹的典型例子。那里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但在墓地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差不多都随葬不少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同时也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墓中往往殉葬妇女和儿童，并且和殉葬的猪狗埋在一起。这显然是良渚文化征服者的墓葬，因而随葬了自己原本拥有的某些器物，包括最能代表本族特征的刻有良渚文化神徽的琮形玉器；同时作为战利品随葬了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器物，特别是把来不及逃走的大汶口文化的妇女和儿童殉葬④。这种掠夺性战争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恰好也与黄帝时期的社会状况相吻合。 

　　炎帝既与黄帝打过仗，又传说都出于少典和有蟜氏，当属同时代的人物。所以炎黄时代应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在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既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炎帝、黄帝和他们的族系究竟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还是涵盖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呢？ 

　　前面说过，徐旭生先生曾经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划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集团，炎黄属于华夏集团。他还进一步指出，每个集团的内部还相当复杂，有些族系似乎分别同两个集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有必要，“即使分作五集团或六集团也未始不可”⑤。不过就是这样分，仍不难看出炎帝和黄帝关系比较密切，他们都是华夏集团的主干。 

　　前面在分析炎帝和黄帝活动的地域时，曾经指出虽有很多不甚确定和困难的地方，但大抵都集中在陕西、河南、河北等地，此即所谓中原地区。只是炎帝活动的范围似略偏西偏南，而黄帝活动的范围偏东偏北，并且比炎帝广泛一些。这个地区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仍然是仰韶文化的分布领域，只是已发展到了仰韶文化后期。然则炎黄文化当即仰韶文化后期的文化。 

　　仰韶文化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前期本来就存在着许多地方类型，到了后期分化的趋势有所加强，地方类型特征也更加突出。根据现有资料，可把陕西渭河流域的称为半坡晚期类型，山西南部的称西王村类型，河南中西部的称秦王寨类型，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称大司空类型，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称海生不浪类型。以后资料增加，也许还可以划分出新的类型。仰韶文化的末期则有庙底沟二期等一系列地方类型，那已进入向中原龙山文化的过渡时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可以进一步提问：炎帝和黄帝族系究竟是属于某个地方类型呢，还是属于整个仰韶文化？如果是属于某个地方类型，又究竟是哪个类型？他们是同属于一个地方类型呢，还是各属于某一个地方类型？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想现在无论是关于传说资料的研究还是考古学的研究，都还难于作出确切的判断，因此暂时还是采取一点儿模糊数学态度为好。 

　　我想在炎黄那样的时代，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大部分地区还是处在氏族、部落制度之下，一个集团的人口不可能太多，活动的范围也不可能太大。即使像黄帝那样建立了雏形的政权，还有一支很能打仗的军队，恐怕也不能真的像《五帝本纪》说的那样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于空桐而北逐荤粥。因夏朝和商朝的控制范围也还没有这么大，只有西周的版图才可相比。我想关于黄帝所至范围的说法，恐怕就是在西周时期形成的。

　　从现有的知识水平推测，炎黄初起的时候，恐怕不会超过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以后的活动面大了，恐怕也不会超过仰韶文化的范围，更可能是比仰韶文化还小得多。为什么以后的传说会那么广，几乎整个华夏民族都自认是炎黄的后裔，甚至许多非华夏族也愿意同炎黄拉上亲戚关系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炎黄族系的人逐渐向外发展，有的迁居到很远的地方，有的甚至与别的族系的人结亲，从而把有关炎黄的传说带到了四面八方，那四面八方的人中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炎黄族系的后裔。这种人不会太多，因此这个原因应该不是主要的。二是文化上的认同思想，进而发展为民族关系上的认同思想，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思想一直表现得非常强烈呢？我认为这有深刻的根源，为了追溯这个根源，还得从史前文化的发展谈起。 

　　中国这块地方像一个向东倾斜的摇篮，背对欧亚腹地而面朝浩瀚的太平洋，四周有高山、沙漠和海洋阻隔，在史前和文明产生初期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同外界保持较密切的联系。而就全国范围来说，条件最优越的乃是黄河、长江这两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其位置适当全国的中心偏东。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那里的文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地方的居民要想获得先进文化的信息和帮助，就必须同这个地区的文化保持一定的关系，从而无形中发展了一种文化向心作用。两河中下游地域仍很辽阔，各地族系不同，史前文化的特征也不相同。据此可大致分为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等，分别同华夏、戎羌、东夷、北狄、三苗和古越族有着比较明确的关系⑥。到铜石并用时代，这些地区都先后表现出走向文明的迹象，因而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多元的。不过这些文化区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又是一体的。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各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

　　由此可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越、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尽管由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有的地方或有的民族发展强大起来，最后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或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暂时分裂，都不能打破这种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上的基本结构，它保证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和有效传递。中国文明之所以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不同，能够连绵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这种超稳定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说这种重瓣花朵式的或多元一体的结构是超稳定的，只是从一种结构的模式或整体格局来讲的，并不意味着内部没有变化和发展。而这种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认同。首先是华夏族系内部的认同，接着是东夷、三苗、百越等先后加入华夏并逐步形成后来的汉族，以后戎羌和匈奴的一部分也加入汉族，有些汉族到了其他民族聚居区也入乡随俗变成了少数民族。本来是文化上的认同变成了民族的认同。每个民族都不是很单纯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混杂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总趋势是汉族的不断扩大，到现在中国56个民族中，汉族人口就占94％左右。这并不是因为汉族特别能够繁衍，而是因为有许多别的民族的成员加入进来了。 

　　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固然存在着民族压迫和强制同化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主流，主流是认同和融合。举两个考古上的例子来说：一个是在铜石并用时代，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玉器特别发达，其中的玉琮和玉璧等显然为以后的商周文化所吸收并且成为当时重要的礼器。这样，古越人的文化就被华夏族所吸收和融合了。再一个是商周时代鼎鬲文化形成的过程。在新石器时代以至铜石并用时代，东夷、三苗和古越人族系的文化都用鼎作炊具而不用鬲；华夏族系的文化则用斝，以后又由斝改变为鬲而不用鼎。但是到了商周时代，随着民族的融合，所有这些地区都是既用鼎又用鬲，所以被称为鼎鬲文化。有趣的是作为征服民族传统文化的鬲仅仅用作大众的普通炊具，而作为被征服民族传统文化的鼎反倒成了重要的礼器，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示物。所以在民族关系上是征服与被征服，而在文化关系上则是认同和融合。到了一定阶段，民族上也便认同了。跟着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的不断扩大，炎黄传说也不断扩散，而炎黄文化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承认的传统文化。因此，为着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首先就要研究炎黄文化，研究炎黄传说的来龙去脉和炎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我想道理就在这里。

　　注释：

　　①束世澂在引述《五帝本纪》阪泉、涿鹿两战的原文后写的按语说：“上面两段，可能是一件事，蚩尤就是炎帝，阪泉与涿鹿是一个地方，‘得其志’就是‘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可能是这材料出于两个来源，司马迁就误做两件事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原始时代》，新知识出版社 1955年版，第136页）又童书业也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阿……二战殆为一传说之分化。”（《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

　　②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

　　③参见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④参见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⑤《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125页。

　　⑥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