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清丰祠碑被推倒。当日深夜，南关外新立街村民将祠碑偷偷运走，深埋地下，妥为保护。之后，尽管造反组织多方调查横生事端，然当事村民皆守口如瓶，此事终成悬案。

　　1989年，在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议下，清丰县委、县政府顺承民意，在县城西北角当路之冲兴建“清丰亭”一座。新立街村民乃主动将掩埋23年之久的孝子祠碑献出，立于亭内。

　　“清丰亭”系六角重檐攒尖木结构建筑，黄色琉璃瓦顶，金色葫芦居巅，垂脊跑兽俱全；重檐间挂“清丰亭”金匾；枋板彩绘张清丰的有关孝行故事和花鸟山水等图案，诚为端庄华丽，巍峨壮观。

　　1996年，清丰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城东北角竖立唐将军南霁云石雕像，与之相呼应，则在“清丰亭”北侧添造了隋孝子张清丰的石雕像。该雕像高大挺拔，面南而立，张清丰身着布衣，面容慈善端庄，抬手翘指似在传布孝道教化万民。底座四面镶嵌黑色大理石，正面雕刻“隋孝子张清丰”楷书字样；东、北、西面依次有 “头炉烧饼敬娘亲”、“大伾山降香祈福”、“举孝廉累召不仕”线雕图画；其四周围栏上则刻有“二十四孝”图。

　　雕像前右侧立一卧碑，刻有“孝子张清丰”传略。该传略撰文者明显吸收和整理了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使得张清丰的人物形象较为丰满、事迹较为充实。

　　文曰：“张清丰，隋朝顿丘人。幼时天资聪明、机敏好学，然家境贫寒难以从师，辄每于塾学窗下窥习而蒙教化。稍长，父染沉疴，清丰日夜守侯，药食便溺不稍烦怠。父病逝，与母相依为命。清丰以制卖烧饼为生，每日精心所制头炉烧饼必敬母亲，从不外售。有出高价强买者，清丰必谢曰：山高高不过太阳，人大大不过爹娘，不知父母养育之恩者枉为人也。头炉烧饼敬奉老母为表孝心耳，岂为钱哉！清丰善事老母，凡母之呼命，不慢不迨；母之教责，敬听顺从；出禀返告，怡色柔声；饮食起居，体察备至。母患疮疾，清丰四方求医，悉心服侍，口吮脓血，解其痛楚。每逢大伾山庙会，清丰必徒步前往为母祈福。其孝行广为传颂，名播遐迩。隋开皇年间，清丰举为孝廉，然为侍奉老母累召不仕。至唐大历七年，析顿丘、昌乐四乡置县，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以其境有孝子张清丰门阙，表奏朝廷，以清丰之名名县，遂史有清丰县名……”

　　在孝子张清丰的影响和孝道文化的教化下，有隋以来清丰县孝道之风代代相传，有据可查者不胜枚举。

　　2004年，清丰县韩村乡杨韩村出土了一尊弥勒佛白玉石造像。其底座四周刻文为：“大周万岁登封元年三月十五日顿丘县佛弟子张德炎为已过父见存母敬造弥勒佛像一区合家供奉。”由刻文可知，顿丘县有个叫张德炎的人，平素信佛向善，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尚在。为了给父亲超度亡灵、给母亲祈求福祉，乃不惜破费用白玉石敬造弥勒佛像一尊，于武则天的大周朝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三月十五日安放家中，供全家人礼拜敬奉。张德炎侍亲行孝之举昭然若是。

　　清光绪年间，清丰县后士子园村有个叫刘永之的人。他两岁丧母，其父刘怀智又受募当兵开赴陕西。后辗转新疆伊犁，孑然一身，开荒种地，累年不归。幼小的刘永之由祖母和叔父抚养长大。多年来全家人一直多方打听、四处查问，至刘永之24岁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一点消息。他便不管音讯真假，横下心来，背起行装，踏上了万里寻父的路程。记不清爬过多少高山峻岭，涉过多少河湖沼泽，穿越过多少森林草地、戈壁荒漠，他一路乞讨、一路寻问，经半年有余，终于父子相见。然而父亲因多年来孤身一人辛苦劳作，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又加思念家乡亲人终日啼哭，病势越发沉重。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缺米少钱，如何为父亲治病养身呢？刘永之只好上山打柴或靠乞讨换钱，为父亲治病，日夜精心侍奉。然不足一月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永之无奈以芦席作棺埋葬了父亲。然后，又结芦守墓历时三载，方收拾骨骸，背负还乡，将父亲归葬本族墓地。刘永之秉一颗孝心，不畏艰险，历经四载，行程万里，寻父归亲的义举，感天动地，名扬四方。地方官上报朝廷，光绪皇帝特颁赐“万里归亲”御匾以彰其孝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道所产生的道德习惯迁移到一个人的立身处世行事上，必然由对家庭的责任感转化成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基础和行为准则。清丰人秉承“修、齐、治、平”的古训，不仅事亲至孝，而且推己及人，形成了尊老爱幼、敬贤礼让、扶危济困、惜弱怜贫、勇赴国难、以天下为己任之淳朴优良的道德风尚。涌现出众多的忠臣良将、清官廉吏、民族英雄、志士仁人。

　　如唐将南霁云，唐代魏州顿丘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南立志报国，随钜野尉张诏起兵讨贼，拔以为将。右散骑常侍尚衡攻打汴州叛将李挺望时，霁云曾为先锋。不久，随张巡守睢阳。至德二年（757年），南霁云与雷万春领兵于宁陵北迎战叛将杨朝宗，斩贼将20员，歼敌万余人。是年五月，叛将尹子奇围攻睢阳，霁云于城上用计箭射其左目。守城日久，粮饷已尽。张巡派南引精兵30骑冒死突出重围，求救于临淮守将贺兰进明。贺兰拒不发兵，南愤而断指罢宴、箭射浮屠，返回睢阳。后城陷被俘，同张巡一起英勇就义。叛乱平息后，朝廷颁诏追封南霁云为扬州都督，开府仪同三司，图象入凌烟阁供奉。旧时，清丰县城北关外有南将军庙，四乡百姓岁时致祭。

　　明朝时清丰人张养正，万历乙未（1595年）科进士，官至九江知府。他在四川灌县任县令时，了解到当地由于不产棉花，农家妇女不会纺织，百姓穿衣十分困难的情况，上任之后，即教导百姓植棉，并备有纺车、织机，令夫人高氏亲手传授纺织技术，使该县妇女多会纺织。百姓对其非常感激，把所织之布称作“高姑姑布”，并且家家设有高姑姑长生禄位。

　　另有清丰县南永固村人朱冠，亦为明神宗万历乙未科进士，官至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朱任安阳知县时，督民凿井数百眼，灌田数千亩，故大旱之年灾而无害。之后，他又遍察县境，发现了万金渠、珍珠泉故迹，遂派民工开挖，并修建配套支渠数十道。民众大获其利。时有“星渠百道，珠泉米泥”的歌谣。当地百姓为他修建了祠堂，门额题曰：“朱邑侯治水救民处”。

　　燕赵遗风、黄河故土、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孕育了清丰人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英雄品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了清丰人民牺牲奉献、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尤其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清丰人民舍小家为国家，化孝心为忠心，“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涌现出一大批英雄志士、抗战名人，为我们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如奔走呼号传播革命火种，毁家纾难培养抗日精英的革命先驱晁哲甫；“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改其白”坚守民族气节的人民教育家高镇五；作出“专员，就是专门抗战人员”的诠释，为国为民自强不息的抗日专员安法乾；“倾力奉献为革命，奋斗一生无愧颜”的人民公仆刘镜西；抗日锄奸，威震敌胆，勇敢坚强，宁折不弯的“二铁柱子”傅学阶；无私无畏，大义凛然，怒斥汉奸张裕元，发动群众齐抗战的第一任抗日县长袁士先；“抗日不惜七尺躯，救国只仗一寸丹”的革命烈士、模范记者刘朝琦……其他如梁作干老先生“一门四烈士”忠贞报国；宋巧云老妈妈机智勇敢掩护抗日干部；革命母亲佀藏禀性刚烈，怒骂敌人，宁死不屈……清丰县不愧“孝道之乡”地灵人杰之称，清丰人民有理由为其贤孝忠勇的英雄儿女而自豪！

　　解放后，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孝道的表现方式和原始含义虽然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弘扬孝道仍是一个时代的呼唤和一个民族文明的表现。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推广“五讲、四美、三热爱”；评“十星级文明农户”，选“五好文明家庭”；树“永远的丰碑”，立“时代先锋”；唱“劳动者之歌”，颂“巾帼建功”；提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定“八荣八耻”明辨是非准绳……这一切，无疑都包含了孝道文化的合理内核，且又丰富发展了其内涵和外延。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得好：“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软而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孝道文化便是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大力宣传和建立孝道文化，继承和发扬我国善待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不仅是建立和谐家庭的重要元素，而且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正是本此精神，近年来清丰县打孝道文化牌，成立了“孝道文化研讨会”，编写孝道文化的乡土教材和文艺作品，评选和表彰“清丰县十大孝子”，进一步改善了公民道德风尚，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05年冬，清丰县双庙乡则创造性地开展了“五讲农户”的评选活动。“五讲”即“讲孝、讲信、讲法、讲富、讲美”，将孝敬老人，和睦乡里，诚信待人，遵纪守法，劳动致富，扶贫帮困，文明礼貌，心灵优美等方面结合起来。全乡干部群众齐动员，逐村评选，层层上报，最后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进行表彰，会后敲锣打鼓逐户挂牌。此举动不仅深得民心，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更重要的是它与时俱进，丰富了孝道文化的内涵，推而广之，蔚成风气，必将影响深远。



　　在一切变革和文明的背后，人类繁衍育婴这一点不会变，人皆有老这一点不会变，老而需养这一点也不会变。所以，人类追源感恩的反哺天性亦不应淡化和改变。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孝敬老人作为现代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还应用法律、道德和文化的形式去规范和弘扬，使传统的孝道文化注入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使民族的孝道文化、伦理道德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