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山清水秀，生态绝佳，风光如画，牯牛降是一颗最为神秘而璀璨的绿色明珠。人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牯牛降就养育了一位明代著名戏剧家郑之珍，也孕育了一个剧种“祁门目连戏”。
      
    目连救母的故事以戏剧的形式广为流传，以至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一定影响，与祁门密切相关。自唐以来，祁门各地的僧寺和道观一直兴盛，香火不断，宗教气氛浓厚，祁门西路也流传一个“罗卜救母”的故事。到了明代，祁门清溪人郑之珍，笃信佛教，为借戏曲宣扬佛理，劝人为善，以正社会风气，在这些杂剧、变文、传说的基础上，于1579年撰写了《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戏文》）。因为戏文故事本身为民众所熟悉，其中所宣传的忠、孝、节、义为社会传统所认同，加上唱白质朴，广用民间土语、谚语，并穿插了筋斗、蹬坛、跳索、窜火等杂技表演，精彩刺激，所以《劝善戏文》一经搬上舞台，即受到大众欢迎，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剧种目连戏。
      
   《劝善戏文》分上、中、下3卷100出。它描写了傅相一家人的命运。傅相行善而升入天堂，其妻刘氏不敬神明，被打入地狱，其子傅罗卜孝母情真，地狱寻母，历尽艰险，终于感动神明，救母脱离地狱。作者将儒家文化精神灌注到目连救母这一佛教故事中，在大力弘扬故事原有的“孝”的理念的同时，还增添笔墨，写目连辞谢朝廷征召，阐释了《孝经》等儒家典籍中“移孝作忠”的忠、孝两者的关系，表现了徽州“程朱理学”的文化理念。剧本还以大量篇幅宣扬了佛教的“因果轮回”和道教的“阴阳二气”、“天命”等观念，三教教义融会贯通，内容相当庞杂，几乎囊括了当时传统社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
        
    郑本目连戏一经产生，就在原徽州所属的祁门、休宁、石台、婺源、歙县等地流传开来。最早组织班社演出的是祁门西乡的栗木村，接着徽属六县目连戏班社纷纷建立并组织演出，明清之际直到民国年间，流传在徽属六县的目连班社不下数十个，其中影响较大、活动面较广的，有祁门箬坑的“马山班”、彭龙的“沥溪班”、渚口的“樵溪班”以及清溪、环砂、奇岭等地班社和石台兰关乡“大宇坑班”、大演乡“高田班”、剡溪“同乐班”，还有歙县长陔的“韶坑班”、长标的“劝善班”、婺源庆源村的“舞鬼戏班”等。在清乾隆以后，徽州徽戏蓬勃发展，清末民初流布在徽州各县的六十来个徽戏班社，也大多能搬演目连戏或能演一部分折子戏。休宁每年五月初一的“五猖庙会”、万安镇农历正月十六的“水龙庙会”，都必唱《目连救母》。

   《劝善戏文》反映了徽州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据考证，剧中不少地名都有出处，如环砂城即祁门县历口乡的环砂村，4个强盗放下屠刀的地方即今日牯牛降的马蹄岭，40里的黑森林即通往安庆的大赤岭。目连戏一般在开演前要进行“祭猖”、“清台”或“跑马”，正戏当中要穿插爬杆、窜火、叠罗汉等民间杂耍，正戏结束时要举行声势浩大的“赶鬼”，而“祭猖”是民间“五猖会”活动的一部分；“跑马”是民间灯会形式；爬杆、叠罗汉之类，是民间逢年过节的喜庆习武活动；“赶鬼”或“叫魂”则是民间的巫婆神汉给人看病除灾的一种手段。值得称道的是，目连戏武技高超的特点，为后来徽班武戏表演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最为吸引观众的地方之一。
       
    祁门目连戏起源于祁门，流传的范围却到达徽属六县，包括祁门、休宁、石台、婺源、歙县、绩溪，以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邻省。据初步调查，明清时期徽州及其周边的目连戏有20个左右。目连戏后来流传大半个中国，许多地方剧种也积极移植上演，如四川高腔《目连传》、绍剧《救母记》、莆仙戏《目连救母》。清康熙年间，皇宫也开始搬演郑之珍的《劝善戏文》。乾隆年间，张照参考郑之珍的原著，编撰宫廷大戏《劝善全科》，共240出，连演10天。而且，随着佛教的传播，目连戏甚至远传到东南沿海及川滇等地。今天徽剧、川剧、汉剧、婺剧、昆曲、黄梅戏、桂剧、湘剧尚保留目连戏中的《双下山》、《王婆骂鸡》、《哑背疯》、《老背少》等折子戏。目连戏300余年经久不衰，一直传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祁门目连戏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目连戏作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戏曲曲种，在徽州及其周边以至后来流转至大半个中国，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从目连戏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为广大专家、学者研究徽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艺术形式上，目连戏演出时有角色行当、唱念做打，包容各种杂技、歌舞、百戏以及大量的民间风俗，并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矛盾冲突的安排，具有结构艺术的整体性，因此，堪称我国戏曲史上的活化石。 【原标题：戏剧奇葩目连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