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古村千年传 三官三难羞孔子

    大铜器在西平、郏县、许昌等地流行，而西平县杨庄乡仪封村的大铜器则尤有特色，其起源于清代的祈雨仪式，跟仪封的往昔繁荣也不无关系，它有着300年的历史传承，也有着不同凡响的各种绝艺。
    
    孔子两次路过这个村,出西平县城向西一二十公里，即是杨庄乡的仪封村，西平大铜器就发源在这里。虽不是乡政府所在地，但一条长长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店，还是显示出这个村庄街镇的规模。据仪封村村民李子亮介绍，仪封村历史相当悠久：早在3000年前的商代，仪封就形成了村落与集镇；而在周代，诸侯国在仪封设立了管理和守护边疆的官吏“封人”。最让村民津津乐道的，则是孔子与这个村庄的关系。据《史记》记载：孔子61岁时从蔡国前往叶国接受叶公的问政，曾路经仪封；当年返回时，也经过了仪封。两次路过仪封，孔子均在仪封西北风景秀丽的万泉河畔设坛讲学，管理仪封的官吏“封人”特意拜见了孔子。此事在论语中得到体现：“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王三官三难孔夫子与史籍的记载不同的是，仪封民间流传的“王三官三难圣人”的传说更加有趣：孔子和弟子们前往叶国，路过仪封镇北侧万泉河东关时，看到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正在路中央堆土筑城墙玩，马车到了跟前，孩子们依旧筑城，并不肯让路。
孔子见状，遂下车自报家门，并恭敬地施礼请求孩子们让路。一个叫王三官的孩子看了看孔子，指着自己刚筑好的城问：“听说你孔老夫子很有学问，请问是城让车呢还是车让城？”孔子回答不出。适逢对面河滩上有一只正吃草的牛叫了一声，吓得一群鹅乱叫着逃向水中。王三官于是又问：“牛的个子那么大，为啥叫的声音没有鹅大呢？”孔子笑着回答说：“鹅的叫声大是因为鹅的脖子比牛的脖子长。”王三官眨巴眨巴眼睛问：“青蛙的脖子那么短，为啥叫的声音也挺大呢？”这下又难住了孔子。王三官又给孔子出了最后一道难题：“很多树木一到冬天就落叶，为啥柏树不落叶呢？”孔子想了想回答说：“柏树不落叶是因为柏树的叶子小的缘故。”王三官反问道：“那竹子的叶子也不小啊，为啥也不落叶。”这又将了孔子一军。

     大铜器有一千四百年历史

     这故事听起来有滋有味，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村庄。据李子亮讲，以前，在孔子讲学的地方，曾经有一座“封人见圣祠”，传说在各朝各代，香火都很旺盛；尤其是在孔子生日当天，当地的州官县官都要来这里祭拜孔子，人们还在这里建造了华严寺、玉皇阁、中岳行宫等。有孔圣人坐镇，加上官员的重视，仪封不想繁荣也没有办法。据记载，到明代中叶，仪封的商业已经很发达了；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仪封商业达到鼎盛时期，山陕及省内客商云集，资本达万两白银以上的商号就有48家。商业的繁荣带来文化的繁荣。《西平县志》记载，在清朝初年，仪封已有豫剧及曲剧戏班，后来又建立了越调戏班和锣戏班、卷戏班等。西平大铜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西平县文化局副局长朱满良介绍，西平大铜器应该属于隋唐燕乐遗音，算下来，应该有1400年的历史。兴于隋唐源于汉根据《隋书•音乐志（下）》记载：“铙钹其围数寸，隐起如浮沤，大者谓之铙，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隋唐燕乐、法曲及隋炀帝所定九部乐中西凉、龟兹、天竺、康国、安国诸乐皆用铜钹。”《通典—四四乐四》中也说：“钹，二圆铜片，中部隆起为半球形，穿孔以革贯之，两片合击发声，其大者谓之铙，亦统称为铙钹”。另外，《旧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虽然这三种书的成书年代有所不同，但关于铙钹的记载，大同小异，其所描述的铙钹形状特征，与西平大铜器的大铙和大镲应该是同一物品。西平大铜器主要在新年灯节期间应用，而灯节源于汉代，兴于隋唐，盛于明清。从大铜器的闹年习俗与功能上来说，与灯节的兴盛期也是一致的。

    催战乐器落民间

    相比较文化部门从历史旮旯里的考证，仪封村村民的说法则来得更为直接。仪封大铜器传人高殿清说，他在小时候，曾听老人们说，大铜器源自窦建德（隋末唐初河北起义军前期领袖）的军队。唐朝时，窦建德曾驻扎在仪封南，每逢打仗时，窦建德都会用大铙、大镲和大鼓催战，鼓舞士气。这种场景被村民看到，因而学习并流传下来。仪封村南曾有“窦城”，传说就是窦建德的驻军之地。每种民间乐器似乎都有一个辉煌的传说。但考证仪封大铜器具体的历史年代，则似乎有点艰难。根据西平《康熙志•风俗篇》记载：“天旱辄聚，乡人鸣金击鼓，辇致神像，附其人名曰捉马（俗称擂马子）”；西平《民国志•风俗篇》则说西平大铜器“古已有之”，并在描述西平灯节时说：“各乡农人每值新年过后，元宵节日即结队提灯鸣锣击鼓，赴附近各村镇，任意玩耍……往往夜阑更深，皓月西斜，鼓乐欢呼之声仍然弗绝。”根据西平《康熙志》的记载，乡人鸣的“金”击的“鼓”，跟西平大铜器所用器具无异。

     “捉马”祈雨敲铜器

     流传在许昌等地的大铜器在清朝年间确实有“祈雨捉马”一说：每年大旱季节，铜器社均会组织求雨仪式。求雨时，先在铜器社找一个偷水者，称为“马子”。这个“马子”反穿羊皮袄，装神弄鬼地跑到村外水塘灌满一瓶水，然后跑向村中搭好的求雨戏台。而铜器社的人敲锣打鼓地在后面装腔作势地追赶。铜器越打越快，喊声越来越大，直到“马子”将偷来的水倒在戏台的地上，焚香、烧纸，求神降雨，仪式才算结束。而求雨大戏也就开始了，铜器社的人用一根麻绳编织的麻鞭子竖立在戏台边，麻绳不倒，戏就不停。“捉马”的场景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但从历史的断编残简中，我们可以感到大铜器在那个年代被人们所寄予的朴素愿望。从西平《康熙志》的记载中，也可以大致推断出西平大铜器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与仪封村大铜器的传承历史基本吻合。仪封村很多人已记不起“祈雨捉马”的传说，而在他们的印象里，大铜器更多地跟灯节联系在了一起。

   【缘起】

    西平大铜器应该属于隋唐燕乐遗音，算下来，应该有1400年的历史。西平大铜器主要在新年灯节期间应用，而灯节源于汉代，兴于隋唐，盛于明清。从大铜器的闹年习俗与功能上来说，和灯节的兴盛期也是一致的。

    驱魔辟邪

    灯节会的民间信仰，2010年 12月初一个寂寞的冬季下午。驻马店西平县杨庄乡仪封村。没有逢集，大多数的商店落下了铁闸门，偶有开门营业者，也是懒洋洋地坐在门口晒太阳，或与相熟的人侃大山。70多岁的仪封大铜器传人高殿清，就是在与别人聊天时被我们找到。他的店铺，在街道偏北一点。大门敞开，顾客寥寥无几。但熟知仪封大铜器历史的高殿清并不在意，说起大铜器来，头头是道。最让高殿清难忘的是小时候仪封的灯节会。那时，仪封还是一个繁荣的集镇，有高高的寨墙和四道寨门。每年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镇子里都要举行灯节会，年龄很小的他总会兴高采烈地参加灯节会，举着“高照”走在铜器会的前头。对于镇子里的人来说，灯节会也许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他们门前都会早早地挂上花灯，扎着漂亮的带有故事的图案：有花红鱼，有“羊羝头”，有孙猴子等等，还写上“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字样；他们还要备上好烟好酒和好茶，等待铜器会的经过，希望通过大铜器驱魔辟邪，永保好运。民间器乐，往往走在民间信仰与风俗的前列。大铜器也不例外，它被当地居民寄托着最朴素的祈愿。

    天地“鳌山”

    祈愿之后是还愿，这种祈愿，需要一个复杂的程式来完成。镇子上的铜器表演者，往往有专门的组织，叫铜器会；铜器会的领头人叫“会首”，负责铜器会的一切活动。

    张富生是仪封现在铜器会的会首，但他的铜器会，已没有新中国成立前的那种繁杂表演程式了。新中国成立前，每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会首就会组织会员宰掉会内专门养的猪，分肉共食。他们会搭起一座专门敬神的天地棚，写上天地之神的牌位，供人们祭拜。他们还用高粱秆扎起一个像塔一样的架子，在架子的每一个角都挂上一盏燃烧的油灯。入夜时分，远远望去，犹如一座燃烧的火山，他们称其为“鳌山”（音）。按照风俗，村中刚结婚的新媳妇，往往会派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鳌山”偷一盏灯，并从天地棚里请回一尊泥塑的娃娃；到次年真正生下孩子后，再好酒好肉地央求偷灯偷娃娃的人，往“鳌山”上送回两盏灯及两个娃娃，作为还愿。饭后，是出灯的时间。铜器会便派两个人将蘸油的棉花套子点燃，放置在铜器会要经过的路段，作为照明的路灯；忙完之后，还要出灯，数十名男女老少，用竹竿挑着各种有故事图案的花灯，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把手中提的花灯叫做“高照”，大概是高高举起用于照明之意。
 
    铙钹表演

    像龙像狮又像雀，铜器会跟在“高照”之后，这是最有看点的一群表演者，他们通过表演不同形式的鼓点，变换出“二龙戏珠”、“麻雀闹竹园”、“狮子啃棍”、“老猫上树”、“八仙庆寿”、“喜鹊闹梅”等数十种花样。这是大铜器表演的精华所在：他们在敲打铙钹之时，学龙像龙，学麻雀像麻雀，学狮子或老猫就像狮子或老猫，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中间还夹杂着传铙、传钹等绝技表演，尤为吸引人。跟在铜器会之后的，则是其他的一些表演团队，比如拉死驴、扑蝴蝶、踩高跷、舞旱船、推小车、二鬼摔跤等，名目众多。“我记得有一年，除了镇上的铜器会，各个村庄的铜器会来了几十班，从镇子寨墙的南门排到了北门，有三里多长。”高殿清回忆。灯节时的辉煌，转瞬即逝。像所有民间器乐一样，大铜器在建国之后，终于走向一段沉寂的历史，这是民间艺人无法抗衡的共同历史，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无奈时刻。不过，例外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铜器还曾经扮演过一个同样有特色的角色。

    物非人亦非 西平绝艺谁人续

   【缘起】

    西平大铜器新中国成立前专在灯节上表演，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作为水库大坝建设工地的“号角”。经过这么多年的流转，它所拥有的众多的绝活，也不可逆转地面临消亡了。这就是民间绝艺的共同历史。

    “大跃进”时

    紧密鼓点催命符，时间转到 1959年。横跨西平、遂平、上蔡的西杨湖水库在火热的气氛中开始修建。为了增加人们的干劲儿，大铜器被请了出来，通过其密集紧凑的鼓点，催促人们加快干活。“像战斗前的冲锋号一样，大铜器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当时任仪封村大队宣传员的高殿清回忆说。修筑水库大坝需要大量的土石，而当时的运输工具只有独轮车。这种车只有一个轮子，装上三四筐甚至七八筐的土石，推起来不但很费力气，而且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车。但有大铜器的催促，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快起来，再快起来，不然你就跟不上响起的鼓点，你就要受比批评更严重的羞辱甚至批判。高殿清回忆，凡是干活快拉得多的人，他会在其脸上写上“卫星上天”的表扬口号，并在其车上挂一面红旗，以做榜样；而那些干得慢干得少的，则被挂一面白旗。“当时有一个体弱者，挂了很多面白旗。”很多受不了紧密鼓点折磨的人，私底下把大铜器发出的音响叫做“催命符”。那样重的活计，还要人那么快，即使不要命地干，也有垮掉的时候。

    搜查“四旧”

    大铜器被藏进红薯窖，无疑，大铜器扮演的已非灯节时人们喜闻乐见的角色了。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大铜器又能如何？不能如何的还有铜器会的成员，他们每天抡着每扇9斤重的大铙大镲（一对加起来，重达18斤，在记者看来，其直径近半米长，就像一个小型的磨盘），不停地猛敲猛击。催别人加快进度的同时，会员也累得够呛。一天下来，浑身骨头犹如散了架。短暂的辉煌之后，大铜器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它在西杨湖水库修罢之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按照官方的要求，它们属于“四旧”范畴，既是“四旧”，当然已无存世的必要，它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被销毁砸掉。这伤了几名老艺人的心，玩了一辈子的东西，祖祖辈辈都在玩，怎么突然就要销毁呢？他们有点于心不忍，更有点恋恋不舍。几个人秘密商议之后，悄悄地将两对大铙大镲藏进了一个红薯窖内。这为仪封大铜器的传承，保存了形式上的力量。没有这几面藏在红薯窖内的大铜器，也许没有人再会记起它们。改革开放后，这些憋屈了多年的艺人，终于重新活跃起来，在做生意的同时，依靠仅存的大铜器，重新又组织起铜器会。“我们是出于真心地喜欢这些好玩的东西。”仪封铜器会指挥夏金贵说。

    绝活消失，再也没人会那些高难动作现在的西平大铜器，主要由大鼓、大镲、大铙、小鼓、小镲、小铙、鞭鼓等组成。所谓的大铜器，指的就是这些乐器中的大铙、大镲。大铙和大镲以前一般每扇9斤重，最重的达到13斤，但现在只有六七斤重。“现在太重了打不动。”仪封铜器会会首张富生说。事实上，在这些乐器配置上，还缺失了大铜器最抓人的乐器——大喇叭。这种大喇叭极为独特，其喇叭头有一尺多长，喇叭杆则有两米多长。与喇叭头的粗大相比，喇叭杆则无疑过于纤细，其内侧用薄薄的铜芯做成，外边用薄薄的竹片缠绕，下边则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毛竹板架子托着。吹奏大喇叭的时候，得用一只胳膊托着喇叭杆，还得用劲吹，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吹不下来。“现在西平有的铜器会也配置了大喇叭，但都不会吹，或者吹出的声音一道腔，没有变化，很难听。现在基本上是用来配合媒体拍照用的。”高殿清说，大喇叭的声音如果吹好了，是很好听的，“咕嘟嘟——咕嘟嘟——”的声音悠长，抓人魂魄。西平及杨庄曾举办过各类同场表演，仪封的大喇叭一吹，就把所有班子的观众都吸引了过来，有时候，挤得快出人命了。“现在没人会吹了。”高殿清说，原来吹得好的赵才、赵合群、赵书亮均已下世，他们带走了自己的绝艺。这种绝艺也因此消失。就连制作大喇叭的喇叭嘴的工艺，也没有人会了。高殿清曾见过赵合群的喇叭嘴，这是一种刚生下来的胎兔的兔皮制作而成的。胎兔皮被剥下后，晒干，剪成一指宽、一指长的方条，吹的时候，用水泡得软软的，贴在嘴唇上。跟着大喇叭消失的还有跟在大铜器之后的各种表演。比如拉死驴，在人的腰里装一个扎好的驴子，扮演驴的人踩着高跷可以摔双叉、弹人跳，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再站起来。又如扑蝴蝶，扮演蝴蝶的人踩着高跷，通过倾斜的门板上到方桌上，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然后翻一个跟头再落到地上。“那都是真功夫啊，但这些绝活已经没人会了。”高殿清感叹道。【原标题：民间绝活系列之西平大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