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农民影视业

　　说起驻马店籍的影视名人，记者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还真不多。但中国农民影视协会的发起人、首任会长陈国星不仅是影视名人，也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农民。

　　行商行成“走万里路”

　　陈国星是上蔡人，由于家庭贫困，1979年高中毕业，不到16岁就开始挣钱养家。当时干木工很吃香，每月能挣上七十多块钱，他十分卖力，不到两年就学成出师，成了技术能手，常常带班承建各类工程，被称为“娃娃工头”。陈国星告诉记者，二十世纪80年代初，他虽然在年龄上比较“娃娃”，但却是个早熟少年，第一代打工族，也是第一代包工头。

　　当年，陈国星家分到几亩责任田，他做主全种上了果树。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却需要极大的勇气。所幸后来经过辛勤管理，他的果园连年丰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率先在村里建起了红砖绿瓦的新房。20岁左右的小青年能取得如此成绩，在当时曾传为新闻。由于他的事迹先后被多家媒体报道后，他本人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闻界的朋友。凭着自己的文学天分，他开始了文学与新闻写作，并很快有多篇作品见诸报端，先后成为省内多家媒体通讯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具有商品意识与经营天分的陈国星断然放弃了木匠行当与“娃娃工头”的待遇，南下广东、云南，北上新疆、黑龙江，跑遍全国各地行商。陈国星如是说：“我喜欢读书，各种书籍都喜欢，学木工时就读过木工的书，种果树就读果树栽培的书。在多年写作历练中，我读过不少书籍，没有万卷也有千卷之多。当时想着古人说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抱着走万里路的志向行商，祖国的万里江山，如果不能饱览一遍，就对不起自己的人生。多年打工，多年行商，虽然没成为大款，但对各地自然概貌与风土人情的了解，绝不亚于大学地理系的优秀生，为后来自己进行剧本创作积累了素材，也充满了激情。特别是曾经从事过钻井、运输及酒店等行业，更让我的人生阅历丰富多彩。”

　　1998年，在外打工十多年的陈国星为了便于照顾家庭，选择了回乡创业，在县城开了个中型饭店。陈国星家位于蔡国洞故城墙附近，是一个毗邻县城闹市的小村庄，近年城市框架拉大，早已是城中村。因种种原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没有给村里群众带来更多经济实惠，让群众感到不尽如人意。2001年，村民自发要求选举带头人，陈国星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村民组长。陈国星正值盛年，加上自身丰富的阅历，当选后带人外出学习、考察，并与数十户村民共同规划了本村今后发展的远大蓝图。但因为各种因素，所规划的事业无法实施，他不愿意随波逐流、碌碌无为，便自动辞职。

　　打工打成职业编剧

　　做了几年村民小组长，也读了不少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及社区管理的书籍，加上求索的实践，他有了诸多未竟的遗憾，也有了诸多沧桑的感悟，就想把自己的经历用文学形式记录下来，把自己在现实中未能实现的放到文艺作品中去实现。但看到当时看书的人越来越少，而影视的市场冲击却越来越大，他认为影视的强势表达代替传统的文字表达已经成为趋势，便以自己为原型写了一部电视剧。他的人生阅历中，有过很多第一次，这一次，是他最重要的第一次。他天生有种不服输的劲儿，凡是认定的事，除了当村民小组长，还没有失败过。他把收集到的各类电影文学剧本反复研读揣摩后，先是依葫芦画瓢，照着样子学写。他的剧本被一位编剧看了以后，极大地鼓励他，努力就会有收获。因剧情过于理想化未被采用，但编剧却对他的文学天分及文化功底大加赞扬。从此，他的创作热情更高了，平时口袋里装个小本子，遇到一些诙谐幽默的段子或经典词语就随时记录下来。看影视剧的时候，人家都看热闹，他看的是剧情怎样铺开、悬念怎样设置、矛盾冲突如何处理、故事的走向到人物的出场顺序等，甚至连灯光怎么打、摄影师如何选择角度、情节构思的时候如何替制片人省钱等，他都要反反复复地琢磨好多遍，幻想着如果这部戏让自己来写的话又该如何构思才能更加吸引观众，并把这些心得记录下来，以便在实践中分析利用。由于刻苦用心，他的创作水平提高很快，在别人介绍下，开始为一些栏目剧创作剧本。每个剧本的出炉他都要比别人多费几倍的功夫。他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认可，他也成了栏目剧组的专业约稿人。

　　2005年，他经人介绍，正式进入北京影视圈，当起了职业枪手。所谓职业枪手，是当代影视圈里的专用名词，就好比建筑业的砌墙工人，只干活拿钱不署名，而署名的编剧就像包工头一样大量接活，然后由他分包，从中牟利。有人说，目前撑起中国影视剧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应该是那些幕后的枪手们。但对于枪手而言，他们都是年轻人，刚刚走向社会，没有任何资本，更没有什么名声，能有不菲的收入就相当满足了。

　　当时他们的团队有6个人，其他人都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只有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文凭。起初，大家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经过实战，他的扎实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马上得到了充分显示，并很快成了团队中的骨干，每次外出接活，都是他出面。他很快成了圈内名家大腕的熟人。他忠厚诚实守信誉，剧本写得又快又好，按期交活，又从没返过工，在圈里很快就名声大噪。特别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很多公司都去找他，因此他们的团队从来就没断过活。

　　有一天，一个小有名气的电影导演花言巧语跟他私下约稿时，他想也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导演天天请他吃饭、喝茶，并口头承诺了很多优惠报酬。他熬了半个月的夜把自己写出来的剧本交给了导演。当时，导演依然很热情，说要把剧本拿给老总看。半个小时后，导演出来告诉他，剧本写得不行，老总看看开头就看不下去了……陈国星听了，一下子从心里凉到脚底，回去把剧本草稿撕了个粉碎。但是两个月后，他的剧本以那位导演的署名悄悄开机，只是剧本的名字换了，内容情节甚至人名地名都原封没动。

　　陈国星写这部剧，一直是和那位位导演一个人沟通的，而且作品并没申请版权保护，当时虽然有几个同事愿意作证支持他打官司，但谁都知道这类事情在影视圈里并不鲜见。就陈国星而言，与那位导演的身份地位又不对等，凡是遇到这类事情，冤大头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

　　领办农民影视协会

　　如今的中国，有许多农民影视剧组活跃在乡间，他们当初拍电影其实就是为了调剂一下精神生活，后来玩上了瘾，爱上了便一发而不可收，继续往前走。国家正在号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体怎么落实？广大的农民剧组正好具备这个条件。2008年，陈国星尝试着与全国近200家农民剧组联系，计划创办一家农民自己的影视协会，并立志于集全国农民中的精英组建中国农民影视集团。

　　陈国星立志于把全国涣散的农民影视组织联合起来，先后拜访了数百名农民电影人，倾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终于200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农民影视协会，被大家公推并全票当选为会长。当时，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知名农民影视人代表出席了会议。由此，从到处联络，到组织各地代表到会，再到协会筹建，全部由陈国星个人自费，前后花了近16万元，是他在北京当10年枪手的全部收入。

　　一个好的组织者，不光自己出色，更重要的是得有能力把整个团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影视健康发展，主要有两个瓶颈，一是资金，二是剧本。近年来，得益于陈国星的积极作为，因势利导地解决了资金与剧本问题，使得中国农民影视如火如荼，发展迅猛。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百姓电影研讨会”上有统计，全国已有农民影视剧组200多家，会员近3万人。许多人还注册成立了专业文化公司。在许多地方举办的电影节上，农民电影甚至唱起了主角。

　　依靠广告赞助植入是发展农民影视的有效途径。农民电影在本县区域的影院、社区、乡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进行地毯式轰炸般放映，这是其他媒体都无法做到的，很多需要在此范围内经营的产品可以通过广告植入进行有效宣传。而且，国家对正规影视的广告植入要求很严，但对农民影视的审查较宽松。农民电影成本又少，每部戏中有一两家广告就完全可以解决资金问题。如此挣钱又能玩，自然就形成了良性循环。陈国星通过协会模式联系百家，及时把好的融资经验及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和电话迅速向全国农民剧组介绍推广，从而使得广告植入的运作模式走向全国。

　　农民电影出于自娱自乐，剧本稿酬很低或基本无稿酬。因此，许多编剧对于这种无名无利的农民电影根本就看不上眼。随着市场的激烈竞争，对农民电影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大家都自觉对剧本重视起来了。针对全国各地农民剧组的剧本需求，他结合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汲取外国电影依靠编剧团队创作的模式，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编剧团队，实行团队作战方式，根据各自的强项进行分工，先列出大纲、场景，再以不同的角色进行对话、记录，最后拿出初稿，再进行研讨。大家群策群力，相互启发，不仅把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同时让大家的创作水平有了共同提升，而且作品出来让行家都能认可。他的这种模式相当成功，得到全国农民影视协会的赞同。

　　在今年已经50岁的陈国星看来，编剧才是他的真正事业与归宿。陈国星坦言，等全国农民影视协会完全走向正规，他将自动辞去会长职务，专业从事剧本创作。事实上，他近年来的创作也一直没有间断，在给前来索稿的农民影视剧组提供大量小成本剧本的同时，也陆续为自己创作了十几部电影、电视剧剧本。其中，反映“七五·八”大洪水的电影剧本《七五·八》，反映农民拍电影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快乐乡村我的家》，描写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南下打工生涯的史诗性长篇电视连续剧《打工潮》等剧本草稿陆续完成。

　　记者问起这些作品为何不投拍时，陈国星深沉地说，这些作品都属大制作，必须走高端。好作品需要作者静下心去慢慢思考，至少也得几年沉淀才会让自己满意。目前，他正在整合资源，准备把全国农民影视剧组中最出色的人员抽调出来，正式组建一个能代表农民影视最高实力的中国农民影视集团，再把自己压箱底的作品拿出来。【原标题：陈国星：志在农民影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