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风流散 人间遗恨长(2)

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溥仪出宫时，被携至长春。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游春图》存于古董商马霁川处，便提出收购意向。马霁川开出800两黄金的高价，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隔几日得消息说经费不足，他只好先赶往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辅仁大学，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购画，不料马霁川提出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张伯驹无奈卖掉夫人首饰，才将国宝护住。

    这两件事被收藏界看成“二希合璧”。而李白的《上阳台帖》进入故宫，也与张伯驹有关。1953年大年初一，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给张家送来火腿、糕点、白酒等四色礼品，张伯驹感激万分。“君赠我以木瓜，我还君以琼瑶。”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回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称：“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将它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在张传綵眼中，父亲从没用金钱去衡量艺术。“他是这样想的，这是历史文物，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把它留给子孙后代。虽然这个东西是我买的，但是不能为我个人来欣赏。要为子孙后代来欣赏，知道伟大的祖国，她的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

    一出戏罹祸，一幅字复起

    在张伯驹的眼睛里，艺术是纯粹的，不能有半点杂质。

    除却书画，另一门令张伯驹倾注毕生的艺术是京戏，他以爱戏享名，也因爱戏遭难。上世纪50年代初，戏曲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改戏、改人、改制，让漂泊江湖的艺人脱胎换骨。在张伯驹为京剧的前途忧心忡忡时，一个消息振奋了他。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传出信息，“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张伯驹觉得该有所作为了。为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张伯驹从纯艺术角度考虑，选择了三出剧目，意在让老艺人的绝活重见天日。

    问题就出自剧目上面。张伯驹选的三出戏分别是《宁武关》、《祥梅寺》和《马思远》。《宁武关》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拿不动《宁武关》的。《祥梅寺》是丑行的开蒙戏，舞蹈身段实在漂亮。从艺术上看，张伯驹的选择是大家风范，但他全然不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物？还有《马思远》。《马思远》，一名《海慧寺》，清末实事，是一桩因通奸引发的凶案。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张伯驹找到擅演此戏的筱翠花，二人一拍即合。

    当时《北京日报》披露了这一消息，并说报社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然而，当天下午，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解禁，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不认可这样的决定，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竟说了这样一段话：“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后来，有关方面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不满意。经此一番周折，张伯驹成了文艺界第一个右派。

    上世纪60年代初，经陈毅推荐，张伯驹与妻子远赴吉林博物馆任职。吉林省地处关外，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比拟。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当时吉林省委某负责人对吉林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甚为抱憾，张伯驹闻言又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至此，这位书画第一藏家片纸皆无。

    1967年，张伯驹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到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年近古稀，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风雪夜里，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原有的住房变成了大杂院，夫妇俩靠亲朋接济勉强度日。1972年，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被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赞写得好，并询问撰联者为何人？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正式落户北京。

    冬去春来，获得平反昭雪的张伯驹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他想为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1982年正月，张伯驹突然患病被送进北大医院。2月26日，乘鹤西游。

    最后的公子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1961年初，张伯驹即将出关之际，陈毅送来这首诗以壮行色。张伯驹一生结识显宦无数，但在他眼中只有朋友和知音，多么耀眼的外在光环，张伯驹都视而不见。当年，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督抚华北，辖区内几个市长出缺，宋哲元让张伯驹随便挑选一个赴任，张伯驹听闻掩耳疾走。对于达官显贵的骄横，他也不惧嗤鼻冷齿。抗战期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的“太子爷”做派，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园场，他倒抢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

    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三希堂法帖》送给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买下郭昭俊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他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张伯驹闻讯，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

    身处逆境，张伯驹从来也是坦然视之，好像一切于己无关。张传綵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让他们划清界线，自己感觉不服。可是张伯驹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我会原谅别人。只要我自己没有亏待党。”

    与人交往，张伯驹总是表现得不亲不近，但又常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张家与袁世凯是姻亲，但始终没什么来往。“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宴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昔日的“大太子”袁克定落魄之际，并不熟络的张伯驹找上门来，把他们夫妇接到自家供养，直至天年。在王世襄记忆中，自己当初为研究《平复帖》造访张家，张伯驹一开口吓了他一跳。“在这哪能看得完，拿回家看去。”千金不换的国宝在王世襄家中放了一个多月，他才得以写出《西晋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