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人民大会堂开会车里 也放机关枪

 
    “打仗时我是枪不离身。枪法不是吹，瞄哪儿能打哪儿！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枪法退步，一旦战争发生，我这个当司令的应付不过来，就靠打猎练枪法！所以，什么运动，谁提意见我也不听！一直到现在，我随身都带着枪！”
      
    许世友、铁瑛和“铁姑娘” 
      
    “实事求是”是一条有灵魂的红线
       
    去年建军节前夕，我被邀请参观在东莞举办的百位将军书画展。站在一幅“实事求是”的长轴面前，我很久不能移动脚步。不是字写得特别出众，是落款“许世友”三个字让我吃惊，震动。因为我采访过许世友的许多下级，都说许世友很少写字，看完文件、批件，往往只用粗大的红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上一个“许”字。 
       
    “铁大姐，意外吧？”南京芳草园书画院院长蔡志芳在我身后说，“许世友将军的夫人和如今已当将军的儿子看后也惊叹地对我说：‘他十年不写一幅字啊！你能找到他的字还真不容易！’”我真想好好拥抱一下蔡志芳院长，感谢她的真情与执著！一个从医院退休的普通职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自掏路费，四处奔波，吃尽千辛万苦，搜集元帅、将军们的近２００幅字画！身边说她太傻、太痴狂的人一大把。因为之前一位港商，愿出３００万元港币收购她的将军字画，她竟把头摇成拨浪鼓，执著自己的志向：百名将军的字画，在全国各大城市公益展出１００场后，将全部捐给国家。
       
    我真心赞美她的痴狂。如果她卖了字画，不说大处，我与许世友的这幅字便无缘相遇。只一瞬间，许世友亲笔写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像一条有灵魂的红线，把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及近年来采访的许世友的许多生动但略显零散的材料，完全串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过去的一年中，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块心病啊！ 
       
    顿时，心潮起伏，难忘的１９７４年，又引出了难忘的１９６６年和难忘的１９６７年。许多事情，仿佛只有成为历史，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知道真实的背景，也才能知道真实的意义所在。 
       
    “铁姑娘来了吗？！” 
        
    多少年来，不管谁提到许世友的名字，我耳边就立即响起那个粗犷有力的声音：“铁姑娘来了吗？！”我眼前就会走过来那位黝黑脸膛，一身军装，铁塔般的结实身材，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步履坚实，开口讲话，嘴里有一颗金牙在闪亮的人。 
      
    １９７４年夏天，广州军区常委会在广州军区小岛宾馆召开，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大步走进会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铁姑娘来了吗？！”
     
    我当时的身份是北京《解放军报》派往广州军区的一位２６岁的女记者。
      
    六年的兵没白当，我“腾”地起立，抬头挺胸，双脚并拢，大声回答：“到！” 
     
    “好，你坐下！”许世友向我挥挥手，一边落座，一边大声威严地说：“要记住，每次军区常委会研究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一定要通知记者。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会后我得知，也许是许世友的秘书向他介绍了《解放军报》来的女记者铁竹伟，是他的老部下，当时在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的铁瑛的女儿，所以他才会径直叫了“铁姑娘”吧。说实话，当时坐下的我，脸红心跳，全身温暖。当然不是因为抓人眼球，也不是因为虚荣心得到满足，只是感动于许世友对记者、对我的那份信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在解放军报社已经不被信任。我原来在情况小组工作，专门编写各军区记者向中央发来的情况。运动一开始，立刻被限时调离！后来是报社工厂排字师傅悄悄告诉我：有记者反映你在浙江当省委第二书记的父亲铁瑛看不起江青，故意不去参加江青亲自命名某连的活动。记者处领导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积极性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就派我从北京出差到广州军区，参加《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不是下部队采访，而是参加广州军区党委常委“批林批孔”运动的会议，并写出情况简报。
         
    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起初是许世友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林彪要南逃广州？”当然，军区有一批领导被追问。谁知不久，中央来了通知暂停会议，特别指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来参加会议，仿佛是在纠偏。于是，原先被追问的一批军区领导反过来揭发，当然不会连许世友都批，只是每次发言都强调一句：许司令你刚调来，你不了解情况！
        
    总之，我看得出来，对刚调到广州军区不久的许世友来说，面对的局面很复杂。
        
    记得会议暂告一段落，我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的军人找到宾馆我的房间，操一口地道的山东话：
       
    “铁记者，我是许司令的警卫员，首长请你到他家里去一下！”
       
    “好！”那时年轻的我，从基层部队调到《解放军报》还不到一年，思想非常单纯，既没有亲不亲线上分的“站队”概念，也没有打小报告拉关系的打算，只是觉得多一次看望长辈的机会，就爽快地答应了，放下手中的报纸，戴上军帽，立即出门。
        
    路并不远，走过一座不长的小桥，大院深处套着的一个小院，就是许世友的家。
       
    “许伯伯，您好！”我进门立即行军礼。
       
    “好！坐！”许世友伸手一握，指指沙发，自己一边坐，一边急切地问：“铁姑娘，你爸爸好吧？他最近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白天也有人问过一次。
       
    记得中午军区宴请韦国清、赵紫阳两位领导吃饭，也请《解放军报》记者参加，许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亲自对赵紫阳介绍：这个军报记者铁姑娘，是浙省委第二书记铁瑛的女儿，铁瑛也是河南人，你老乡嘛！ 
       
    赵紫阳与我握握手，微笑着问：哦，小老乡，你爸爸好吗？
       
    那种场合，我只能点点头，勉强地说：好。
       
    此时，只面对许世友，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还能干什么，在大小会上挨批斗呗！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伤了，至今抬不起来。” 
       
    “斗他干什么？铁瑛是个好同志嘛！”许世友的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他是许世友的人，是林彪线上的人！要用１５吨大吊车吊他下贼船！”
      
    “胡说八道！”许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发扶手，“我是谁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对你爸爸说，我把他调到我这来！” 
        
    一直在报社看别人怀疑目光的我，听许世友坚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觉得心在快乐地飞翔！当时２６岁的我，还太年轻，一点不了解上层斗争的复杂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调来，能在一个信任自己的领导手下工作，就不会再被大会批斗，无故受冤枉。如果能这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我在宾馆还能用军线和爸爸通电话，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