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上世纪30年代的鸡公山全图上，虚线区域为原东北中学校区故址，靳家大楼就是頤庐等7所建筑的俗称



东北救亡七杰雕像：左起王卓然、孙恩元、阎宝航、张学良、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均为东北中学校董

  新国保“鸡公山近代建筑群”系列之四

  □首席记者 孙斌 姚伟 通讯员 华帅 文图

  引子

  PREFACE

  鸡公山得名于报晓峰。不过，在李培基题刻之前，鸡公山叫“鸡公头”、“鸡翅山”。

  鸡公山管理区旅游文化局局长何军说，李培基当时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到鸡公山处理豫鄂两省边界纠纷，游览兴之所至，题写“报晓峰”，并勒石。这一题刻从此让“鸡公山”出了名。

  鸡公山对公众开放，得感谢两篇内参。1978年改革开放，广大群众要求开放久负盛名的鸡公山景区。1980年，河南日报驻信阳记者站主任鲁嘉宾，看到鸡公山破败不堪，且全被部队占用，写了一份内参。次年4月，新华社记者陈乔炎、何成章又写了内参。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批示，经中央调查组调查核实最后议定：以公路为界，公路南划为鸡公山景区，以北划归部队疗养区。从此，鸡公山部分景区开始对公众开放。

  像鸡公山对公众开放一样，随着史料的解密，一些鸡公山来客幕后所做的事，为我们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友人赠山地

  辛亥元勋居住鸡公山

  鸡公山报晓峰西南半山的灵化山（现称灵化寺），隐藏着辛亥革命志士、首义甲等功勋一段鲜为人知的神秘往事。

  1936年齐光著《鸡公山指南》说：“灵化山……初为宦途失意人苏斐然氏以神道之力，独手创建，而自成一道教活动之区，此山之得名，即为苏氏所命出。苏氏在山颇久，信徒众多，闻达官显宦，亦不乏其弟子，所惜于民国二十二年冬夜中失踪，羽化登仙欤？云游海外欤？局外人所不知也。”可见，时在鸡公山管理局任职的齐光，对于苏斐然的情况并不知晓。

  随着事件的解密和文件的开放，苏斐然幕后所做的惊天动地的事为我们所知。

  苏斐然，原名苏成章。清末秀才，1910年前加入孙中山组织的“老民党”（同盟会前身）。他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因做事不密暴露，同党被捕入狱遇难，而独他获救幸免。由于直接组织领导起义的蔡济民、熊秉坤等都无法胜任这场大革命，便推举在清军中有些威望的黎元洪做都督。黎恐负叛清之罪，固辞不就，最后被枪逼上都督位子。

  义旗初举，诸事纷杂，原先发动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或伤或逃，一时不能临场主事。于是，苏成章等十多人商定，由苏成章起草组织了参谋部，办理一切事务。参谋部成立后，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苏成章看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被蒋介石所破灭，虽然“革命尚未成功”，却失去了“同志仍需努力”的信心，弃政从医。后被国民党特务关押经营救出狱，苏成章经此一劫，萌生退隐思想。

  编著《鸡公山志》的姜传高先生说，1929年，适逢友人赠送鸡公山一块山地给苏成章，另有友人赠送了一笔钱，于是，他在鸡公山修建房屋，全家迁住在这里。苏成章每日诵经讲道，与众不同的是，他只敬奉“灵”字，招徒手续非常简单，只需写明入道介绍人和本人姓名，在所供奉的“灵”字前，将纸条焚化即算入道。

  1986年，苏成章的女儿苏静方回忆道：“1933年一个冬夜，几个土匪模样的人将父亲绑架。留下‘拿钱赎人’纸条。”然而，她并不相信是土匪绑票诈财，其父亲不过是个穷道士，更重要的是绑匪“何以不留地址？钱送何处去？交与何人收？”苏成章的下落，成为一个谜。

  张学良将东北中学迁往鸡公山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西安事变，然而，事变前的风云际会，恐怕就鲜有人知道了。随着张学良来到鸡公山，随着河南大学迁鸡公山教学的中共最早领导人罗章龙、随东北中学来鸡公山的中共红色间谍王化一等风云人物的到来，给鸡公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其前敌指挥部就设在鸡公山頤庐。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军不容抗日和爱国力量存在，张学良将东北中学迁往鸡公山，校本部设在颐庐。当年11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张学良为东北中学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王化一等为校董，他们为张学良的亲密幕僚。自“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阎宝航等多次力劝张学良抗战未果。

  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三个月，东北中学学生代表从鸡公山到陕西找张学良请愿。据东北中学学生、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回忆，学生代表见到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张学良的秘书宋黎（中共地下党员）时，正赶上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宋黎、马绍周等人。由于宋黎的机智，消息很快被张学良知道。张大怒：“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随即派卫队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宋黎等人。因为这天按旧时韵目排列为“艳”字，所以此事被称作西安事变导火索的“艳晚事件”。

  东北军“围剿”红军连连失利，蒋介石要对两师的番号予以撤消。这使得张学良及其亲信幕僚王化一等人从拥蒋迷梦中醒悟过来。

  对“抗日救亡七杰”有深入研究的鸡公山管理区旅游文化局局长何军说，西安事变前，王化一同高崇民、阎宝航等人商讨后一致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共”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也是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就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一致抗日。否则，东北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复土还乡则毫无希望了。

  于是，大家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措词诚恳、情绪沉痛的信，劝其醒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封信由高崇民亲交张学良，并进行说服。张学良收到信后，极为重视，经常找高崇民交谈看法。同时，王化一也多次参加说服张学良的会议。所有这些，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罗章龙2005年写的回忆录，也透露了西安事变之前的一些活动。

  1935年，张学良开始悄悄接触共产党人，4月25日他借到开封检军之名，秘密会见了罗章龙，双方谈到了“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

  1936年，到青岛的罗章龙“偶遇”李渤海。这个曾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渤海，此时化名黎天才，为张学良倚重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说，张学良“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罗章龙要他告诉谋士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

  很快，罗章龙以河大经济系毕业生参观实习为名，率学生30多人奔赴西安。张学良邀请罗章龙为他出谋划策。黎天才等20余个“非委”成员，“着重提出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兵谏方案”。对此，罗章龙深表赞同，并鼓励说：“希望他们拿出巨鹿作战的精神，把西安的阿房宫付之楚人一炬！”罗章龙还打算辞去教职，来西安“共起炉灶，共策进行”。

  正当罗章龙履约前去西安“做大文章”前，“突患胃炎，卧病不起。突然间传张学良已举兵变。”罗章龙事后回忆说，张学良“举棋不定，坐失机宜，遂失去进攻的机会。结果矢来无向，致转胜为败，陷于俘囚，人谋不成，可堪浩叹！”

  何军说，西安事变如让罗章龙参与其中，结局如何还真未可知。（原标题：新国保“鸡公山近代建筑群”系列之四 辛亥革命首义功勋隐居鸡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