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谁是信阳第一个歌手?
2006年11月26日,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行走于中原大地,感叹在河南他“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冯先生认为,“河南是中华文明的腹地,正宗的中华文化在河南”。
信阳民歌作为河南文化中罕见的融“豫韵楚风”于一体的珍宝,其源于何时?是谁用本真的嗓子喊出了第一声?至今已无法考证。正像整个人类的歌唱史,它的起源有达尔文的性欲要求说、模仿说、劳动节奏说、感情说、呼喊说等十几种假说。
上古时期,淮河流域居住着以少昊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他们以鸟为图腾,认为鸟是神的化身,是人神沟通的使者,他们注意聆听鸟的歌唱,认为那是神的声音。
可以设想,在淮地先民中,有那么一个人,先是模仿鸟的歌唱,后来自己偶尔唱出几个音,觉得好听,又高声唱一遍,岩壁回应了他的歌声,这让他很兴奋。于是他把刚才唱的几句又连续唱出来,并按照他的意愿控制他的歌声,唱出他想唱的调子,这意味着他已经能创造旋律,让音调结合目的发生,形式也变得复杂,完全超越了一个鸟以同一音高或同一组音高的啼叫,充分体现了人类歌唱的最基本也是最典型的特性即音乐的转换性。这个人就是信阳的第一个歌手,他回荡在岩壁间的歌声就是信阳的第一首民歌。
随后,淮地先民又在鸟的飞翔中萌生了“巫”(舞)的意识。
后来,出生于东夷集团的一个名叫成汤的人建立了商朝,他的趣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商人“喜歌舞、敬鬼神”,商之后至周至楚,淮地先民信神事鬼,巫风极盛,客观上发展了原始歌舞。
巫走下了神坛,歌声开始由娱神变为娱人,流入民间。《诗经》中的《召南》等篇,有人认为即是大别山和桐柏山周边的民歌。
之后,信阳音乐器物的留存,进一步确证了信阳民歌源远流长,其中最著名的文物就是平阳城遗址出土的战国编钟。
2006年12月4日早晨,我和同事何正权一起赶往信阳市北30公里的平阳城遗址。
107国道边,一片旷地,浓重的寒露打湿了荒草,何正权比画一个尽可能大的圆圈说:“这方圆十几平方公里,都是遗址区。我们站的位置是一片战国楚墓,有一部分曾经发掘,发掘完成后马上回填,所以地面看不出什么痕迹。”
出土编钟的楚墓编号为一号,发掘时间为1956年夏天。当时出土的编钟是一套13件,在中国考古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编钟。
编钟出土时相当完好,没有伤痕,每只钟上只有薄薄的一层黑色氧化面。经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测试,音律准确。1958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了用这套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乐曲。1970年,这套编钟演奏的乐曲,被装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天际,响彻太空。该编钟曾随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先后赴丹麦、英国、美国等国家展出。
用这么庞大精美的钟,替自己歌哭,替自己向祖先表达思念和景仰,是什么启迪了信阳人丰富的才情,是什么孕育了他们的灵气?
信阳市文化局退休干部李守信说:“信阳长台关编钟的音律为12平均律,和现代钢琴一样,所以它可演奏现代音乐。但编钟的音阶六声缺角(mi),与我们信阳地区至今传唱的民歌音阶特点相同。代表黄钟大吕、大雅艺术、正宗艺术的编钟,其实和有几千年历史的信阳民歌是一个母体。“
揭秘——信阳为何民歌多?
信阳民歌多,歌手多。信阳人自己夸自己:丫丫葫芦丫丫油,我的山歌在里头,唱了九天搭八夜,春唱到夏夏到秋,摇摇还剩半葫芦。
还有一首更是气度豪迈:五句山歌五句单,下过湖南到四川,湘川两省歌千首,没我五句歌新鲜,会唱五句是歌仙。
如果碰到外来的民歌手,双方会叫起板来,争夸自己的山歌多,这就活画出《刘三姐》里对歌的场景。
信阳处于河南之南,三省(鄂豫皖)通衢,发源于桐柏山的淮河,最先流经信阳,把中国南北气候带清晰地划分开来。信阳八县一市9/10的区域属于南方。
翻开信阳地图,你会看到,代表河流的蓝绿色的细线纵横着,代表湖泊的粉蓝色块像翡翠一样散落着,它的空气是温润的,它的草木是娇艳的。如果说中原是调色板上一块凝重的赭黄,那么信阳便是一团濡润的青绿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信阳多水信阳人更爱水,信阳女子皆有水色,哪里有池塘哪里便有人家或村落,丘陵浅山区或深山区的人家更重水居,背倚群山,建屋于溪边潭侧。
“信阳的村庄多称湾子,也叫冲和畈,种的多是稻子,小块水小块田,三五户人家就是一个庄子,一个人委委婉婉地山歌哼起来,一副花挑子就能扭起来,山水纵横的地理环境决定它的艺术特征,是轻便轻巧灵活细腻。北方演员面对的是几千人的大庄子,一登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他的演唱必须高亢有力,锣鼓喧天,才能镇得住观众。”信阳市民协主席廖永亮说。
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文化生成的重要因素。黑格尔曾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从文化传承这个人文因素看,淮河不仅是中国南北气候带的分界线,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分界线,两种文化相互融合,整个信阳飘扬起“豫韵楚风”。楚文化中的民歌艺术发轫较早,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而诗歌的母体便是民歌。《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如果说中原文化属龙,那么楚文化便属凤,“楚文化天然赋予它的不是霸气,而是性情;不是剽悍,而是空灵;不是粗犷,而是凄怆;不是征服,而是不屈。”信阳作协主席陈峻峰说。深受楚文化影响的信阳民歌,其委婉多情,可想而知。
在对信阳的走访中,一不留神我们就会越了省界,到了湖北和安徽。信阳有3/4边界线蜿蜒于皖鄂两省,八县一市皆受皖鄂影响。
位于潢川县的小潢河是淮河的一个支流,一百五十多年前,这是个热闹的内河码头。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从淮河逆流而上,湖北、湖南的商人从长江两岸打马北上。他们带来了盐、丝绸和陶瓷,也带来了成船的歌女娼妓。花船或商船在水面上轻轻荡漾,温柔得像暧昧十足的床。一名江南花船女子,手拿清脆的碟子唱起来:“蛾眉月儿半边缺,等郎等到大半夜,桐油点了二三盏,灯草烧了七八节。情郎不来灯不灭。”歌在信阳人中间流传开来,天长日久,变成了信阳人的“口水歌”。
信阳音乐人王平安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我和潢川县文化局的同志采风,一位老大娘满肚子民歌,可找不到感觉。熟悉她的人给她找了个碟子,她拿筷子一敲,唱得不知道歇气。”拿碟子唱曲的场景,我们在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看过。这个老大娘,承袭的该是安徽民歌。
歌从南方来,歌到北方去。无论是江浙商人溯水而上到信阳做生意,还是信阳人放排到苏杭,总会把外来的音乐带过来。信阳的民歌兼容并收,吸收了外地民歌的养分,成就了自己的特色。
在信阳,我们可以听到皖南民歌、湖北民歌甚至江苏民歌,流传全国的《孟姜女》、《茉莉花》在信阳广泛流传并有多种变体。“信阳民歌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宽容,接纳了相当部分的外地民间音乐,将其精华吸收融会到自己的躯体中。”信阳音乐人黄铁成说。
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信阳人的抒情方式不是大锣大鼓的戏曲,而是委婉细腻的山歌。人文传承上,楚文化的渗透,促成了信阳民歌的进一步发展。便利的水运交通、南北交融的经济流通,又使信阳民歌领风气之先,成为当时一个“时尚”敏感的地区。这一切,导致了信阳民歌多,歌手多。
信阳民歌“兼收并蓄”的特点,却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广泛吸收,丰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自身特色变得苍白模糊,不再亮丽。所谓民歌色彩区,是民歌风格个性特别突出的区域,信阳处在各民族色彩区边缘的接合地带,它的个性被各地民歌交融磨蚀,直接后果是,“民歌数量很多,但被音乐界认可具有突出个性可作为一个区域代表的民歌又寥若晨星”。
这正是它被现代音乐史家们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记者盛夏首席记者何正权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