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文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画，自汉朝以前就已经有了。民间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中较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载体，表达了中国民众在农耕社会时期的思想情感和美好祈愿。所以年画在中国流传面极为广泛，并形成许多生产基地。也因为它通俗易懂，物美价廉，拥有无数读者，曾经有过颇为兴盛的发展。中国年画不仅对民间美术的其他门类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其他绘画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成熟的画种，雅俗共赏。

　　收藏年画就是跟老外玩“寻宝游戏”

　　张文标是上海卓有成绩的年画收藏家，经过20多年寻觅，他收藏的年画已有数千件，在国内数一数二。特别是他收藏的上海旧校场年画，为近半个世纪来所难得一见的珍品。

　　年画是个收藏冷门、偏门，素来不为藏家重视，为何张文标独具慧眼呢？对此，张文标娓娓道来：“我最早收藏的是连环画和各色画报。或者说，我从小对有图像的印刷品都很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看到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影印本，大惊失色。吴友如画的上海近代社会各种场景和人物，是当时文字所难以描绘尽详的。吴友如在照相术尚不普及的当时，借鉴了西洋画的手段，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图像资料，是今天我们研究清末社会现象和人文思潮的文献。后来我一有空就钻到旧书店里淘旧书，连环画、画报、木刻画册等，我都一一收入囊中。几年后，我收藏的连环画就洋洋大观了，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由经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差不多都到手了，《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都有。后来有人要编一本《中国连环画集锦》，到我家来翻拍资料，给了1万元资料费。”

　　后来，不少民间收藏家都发现了连环画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连环画行情持续看涨，珍稀品种不仅难觅，还屡创天价，张文标看准时机将连环画悉数出手，获利相当可观，据他称有50多万，“掘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张文标就将目光瞄准了还没被大家重视的年画和月份牌。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迟了。虽然中国人并不在意年画和月份牌，但老外早已“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了。有些出自名家之手、品相较好的月份牌，画面为现代旗袍仕女的那种，已经卖到上万元。清末民初的老年画，卖得也不低了。而在古董市场上，同样的年画和月份牌，卖给老外的价格是给中国人的十倍，唯利是图的老板当然要以“国际友人”为重点关照对象了。

　　所以，张文标一出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好在他有收藏连环画的经历，与古董市场的老板混熟了，人缘不错，人家就愿意留一些给他。“市场里摊头上摆着的，大多是没多少价值的，老板开价也高。只有看到认识的熟人，他才肯从柜子底下找出一两件来，那当然是好东西，但价格也只能由他开了。你当然也可以嫌贵不要，但一转身他就卖给老外了，还是高价。结果好东西又流到国外去了。”

　　据张文标说，近20年里，不少欧洲的收藏家针对性很强地在中国大陆收藏老年画和月份牌，有些学者型的收藏家还在大学基金会的帮助下进行专题研究，写了论文，出了专著，有的还开设专题收藏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年画研究所，他们的学者到中国来收购年画，价钱随便开，再高的价钱他都要。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学术机构关注土生土长的年画。恐怕将来中国人要研究年画和月份牌，还得到欧洲去呢！”张文标感慨地说。

　　凭着与老外抢宝贝、为中国文化保存一株根须的劲头，张文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扑在年画搜求上了，足迹遍布北京、南京、天津、开封、扬州、苏州等地。有一次他在北京古玩交易会上收到一对山东杨家埠的年画《麒麟送子》，尺幅很大，而且人物开脸是手工的，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技法极为相似，所以很有点研究价值。事后有老外希望他出让，被他一口回绝了。

　　从旧校场年画看海派文化

　　上海的文史专家对上海本土的年画一直很感兴趣，但长期以来，上海旧校场年画在古玩市场上很少露面。原因是什么呢？

　　据上海地方史研究资料记载，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19世纪中期，旧校场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旧校场年画除在上海自销外，还返销苏州。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

　　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其中较出名的有吴文艺、孙文雅、义盛斋、异馨斋、韩菁华斋、赵一大、甘德盛、老文仪、筠香阁、彩云阁、吴锦增、陈茂记、新记、泰兴、源兴等。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了平民化、大众化，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表示，钱慧安对上海年画贡献最大。钱慧安能放下画家的架子，从繁华的上海滩只身来到天津的杨柳青，生活在画工艺匠之间，汲取民间艺术的元素，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画市上张贴出他的画样，任人购买和评议。这段史料记载在清末蔡绳吾著《北京岁时记》中。

　　钱慧安的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旧校场年画在艺术上海纳百川，融汇了中西绘画技巧，想象丰富，多视点构图，写实和寓意结合，画面线条细腻、色彩鲜艳；在选题上与时俱进，除了民间传说、风俗时事、岁朝吉祥外，更注重反映新事物、新风尚，充满了时代气息。

　　上海图书馆藏有3000多幅老年画，其中有不少旧校场年画。笔者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当有上海开埠城市特色的年画，比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各行各业风情图》、《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西国车利尼大马戏》、《海上第一名园》、《西洋斗鸡》等，表现的都是沪上风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张文标说：“当时，上海人比较洋派，所以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年画的笔法，描绘上海的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这次在展出的一幅年画《新拷打寇承御》中，竟然出现了油头粉面、拿着斯蒂克（手杖）的小开。还有一幅年画是京剧题材，却是由小孩子来扮演角色，他们身装时装，露出白白的胳膊和小腿，观念上相当时尚。”

　　年画的存在价值和新空间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我国，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等新型书局相继成立，五彩石印胶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与此同时，上海出现的月份牌画发展成上海独有的一种新的年画样式，成为上海年画史上另一个有国内外影响的辉煌时期。月份牌不仅取代了上海的木版年画，也取代了上海的石印年画，并在上海年画领地一统天下。

　　旧校场年画发展经历了木版手工拓印时期、石版印时期和胶版印时期，完成了由木版印向石印和胶印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年画浓缩了中国年画的印刷史。

　　月份牌美女画是“海派年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其魅力一度盖过“中国四大年画”。在清末民初，有一洋人在上海推广美女加广告的画片，但市场反响不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将洋人的肖像挂在家里，认为这是“卖野人头”。于是周慕桥、金雪尘、杭稚英、金梅生、周柏生、谢之光等一批有商业头脑的海派画家，就推出中国女明星的画片，风靡一时。而郑曼陀被认为是月份牌的鼻祖。后来周璇、胡蝶等明星都上过月份牌，并以此为荣。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还是在中国农村流传最最广泛的艺术图像，后来又承担起宣传教育及移风易俗的重任，但让群众喜闻乐见的真谛一直没有被民间艺术家所抛弃。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年画还是农村辞旧迎新最醒目的信息表达，最直接的愿望传递。再后来，大量影视明星的写真图像成为青年人偶像崇拜的直接落实，在中国广袤的城乡大地上铺天盖地，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大超过年画，年画的空间被压缩了。

　　5年前笔者曾在潍坊杨家埠采访过年画生产作坊，以前作坊式的规模和家族式的生产流程，现在很难保持下去了，因为不少老艺人的后代都不愿意涉足这个艰难生存的行当了。杨家埠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曾经拥有画版300多套，年产量百万余张。但一代代传下来的明清年画版子，在十年动乱中被付之一炬，现在印制年画的木版都是前不久复刻的。作为一种悠久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乡土风俗的载体，甚至作为一种“土得可爱”的旅游纪念品，年画所储存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它不朽的美学意义，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不少商家也从中发现了商机，将年画重新包装一番，与西式烛台、照相框、八音盒、编织手袋、芭比娃娃一起挂在时尚小店里，外国游客及都市白领和小资们对它青目有加，购回后挂在居室里，与现代家具和器物形成强烈反差，自有一番风韵。老年画的价值再发现，也使它在今天瞬息万变的E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原标题：年画：中国人的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