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师，自夏朝始，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在这里建都，成为我国古代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数千年古代文明的长河中，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有着数不胜数的物质文化遗存。偃师的碑刻，其时代绵绵而继，数量林林总总，几乎函涵盖了由汉以降的各个朝代，多有皇家和名臣之作、且文书具佳、历史价值重大而著称于世。那些时代不一、形态各异、大大小小的神道碑、功德碑、纪事碑、造像碑，或祭怀先圣，或颂德歌功，或因事而纪，或敬奉神灵，碑碑似部部石书，无不承载着偃师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记载着这块土地的陵谷沧桑、春秋交替、时代变迁。
　　
    碑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当时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宗教的，民俗的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它的补史证史的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碑刻文化作为我国金石文化里石刻的一个分支，自古就是人们感兴趣的热点，在浩瀚纷繁的金石著作中人们把碑刻、拓帖类出，去咀嚼、品评、把玩、摹临。至今，碑刻文化仍然是史家和书家志此不疲的乐园。
　　
    碑刻作为“金石”中“石”的一种，它的应世与古代冶铁、炒钢技术的发展、不无关系。碑刻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其石鼓文当属中国碑刻的鼻祖了。及至秦汉，随着冶铁及炒钢技术的不断成熟，刻石刀具的刚性韧性得到提高，给刻石之风的逐渐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随之以青铜器颂德纪事的风气走向消亡。《文心雕龙?诔碑》所言“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讲的便是从殷周的青铜鼎彝铭文纪事开始，到由金转而刻字于石的发展过程。
　　
    在考古发掘中，秦始皇陵秦代打石场遗址打石工具诸如铁锤、铁錾、铁凿，以及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铁錾的出土等，证明秦时用于石头加工的工具业已实用。必须提到的是，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考古发现的多种炒钢、锻钢凿石工具凿、钎、矛等的发现，为西汉早期已有炒钢的工具制品，并用于开石凿墓提供了证据。虽未有刻石镌字的工具发现，不能说当时就没有，秦汉时期的刻石就是力证，诸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群臣上醻刻石”、“鲁北陛题字”、“巴州民扬量买山刻石”、等。
　　
    “碑”这个词在春秋时已有，但那时只称刻石而不称“碑”,“碑”的原始概念与兴于东汉的真正意义的刻石纪事的“碑”，有着质的不同。《说文解字?石部》：“碑，竖石也。从石，卑声。”《说文解字注》引《仪礼?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仪礼?檀弓》；“宫室视丰碑。”“碑”原本是宗庙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桩子，同时，人们也根据它的“穿”在阳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来测影计时。到了战国时期，士卿贵族殡葬时，“碑”就用作装轳辘的支架以便棺木用轳辘系绳缓缓放下。殡仪结束后人们往往不经意地把这个所谓“碑”的支架留在墓地里，这个承系下棺的“碑”还视职尊位卑有多少大小之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逝者，就在这块现成的“碑”上刻字，以追述逝者的“功德”，于是就出现了尊大卑小不同形制的颂德纪事的碑。直到西汉时的碑刻上部仍保留着留有一个圆孔，也叫作“穿”，这是测影下棺的遗痕。到后来，随着碑形制的日趋定型，这个叫做“穿”的圆孔逐渐消失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的“鹿孝禹碑”，首圆方身，已与后世碑的形制十分接近。
　　
    南阳的瓦房庄炒钢炉遗址使用时间由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说明炒钢技术到东汉已相当普及。徐州出土的建初二年(77年)五十炼钢剑，山东临沂苍山出土的永初六年（112年）三十炼钢刀等所用的原料都属于炒钢类型。东汉末年出现的“百炼”这一工艺名称,留下的“百炼成钢”的成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炒钢技术在东汉时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可以说，炒钢技术的发明不但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碑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炒钢的技术初衷或是军事的、民生的，但它却为日臻成熟的东汉碑刻，以及此后的北魏铭刻和开窟造像，提供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为中国古代碑刻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元25年，刘秀称帝，是为汉光武皇帝，定洛阳为都城，其城址在现今偃师市首阳山镇西即汉魏故城遗址。史称东汉或后汉。光武刘秀又经过十多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东汉时期的洛阳，为天下名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在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东汉时期的一些影响古代科技、文化进程的重大发明、创造，如：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等，就是在偃师这块土地上完成的。碑刻也不例外，在我国碑刻发展的历史上及汉字书体沿革变迁的过程中，所谓的“汉碑”、“汉隶”，就与偃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东汉盛行厚葬，东汉士人贵族为邀世誉，他们死后，亲人都要为其树碑立传，以炫耀生前功名，企望后人的尊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石刻向碑刻的发展成熟。而偃师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之地，这里贵族士人云集，能工巧匠荟萃，他们对碑刻发展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不可忽视，偃师沿山一带又盛产可做碑材的优质青石，这无疑给碑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诏蔡邕等十余人书刻六经文字于46块碑石，立于东汉太学门外（今偃师东大郊村北）。“熹平石经”的刻制，直接导致了拓印术的发明。通常认为拓印术始于东汉熹平年间，此前蔡伦在偃师改革造纸工艺，使纸薄柔而便于书写及此后的拓印。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谈到东汉时期的刻石技术时，记有“刻石技术却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摩拓术。……蔡邕学李斯，工篆书，似东汉时已有李斯的拓本”。“熹平石经”是古代典籍经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之后的定本，同时也是分书字体成熟之后的楷模。当时到太学门前摩写刻经的人士不绝于径，人们或在“熹平石经”上摩拓，并由此而推动碑刻的兴盛，使分书字体广被天下，成为流行的正体字“隶书”。 东汉王朝共建造了12座帝陵，近年考古资料显示，洛阳汉魏故城东南洛河南岸的万安山北麓有6陵。洛南六陵分别为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东汉洛南陵区位于偃师市李村镇、庞村镇、寇店镇、高龙镇、大口乡、顾县镇及其附近地区。整个区域占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除了帝王的陵墓外，陵区内还分布着众多的后妃和王公贵族的陪葬墓。据偃师发现的汉碑情况看，位于偃师的东汉皇陵，当时应该是碑刻林立的，后或毁于战火或被移作它用而不存。
　　
    偃师的汉碑，有东汉建初二年（77年）的《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东汉永元四年（92年）的《司徒袁安碑》、《袁敞碑》、东汉永初七年（113年）的《安乡侯张禹碑》、《甘陵相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的《肥致碑》、熹平四年（175年）的《熹平石经》、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正始石经》等。
　　
    《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所载有关东汉初期社会基层组织和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对研究汉代经济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石券书体为我国书法史上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代表之作，其笔法质朴随意，是用尖锐的钎錾刻凿而成的，钎尖顺着笔划的中心运行，是书者用雕刻工具直接錾刻在石块上， 有极高的书法艺术及学术研究价值。《肥致碑》是东汉晚期的碑刻，是碑圆首晕纹，无穿，有长方形略呈覆斗式碑座。此碑与《史晨碑》年代相近，具有在整体布局上的规整化一，井然有序的特征。《肥致碑》完全具备后世定型的“碑”的形制，但却出土于汉墓之中。在东汉中后期，有将墓碑缩小后埋入圹内的，如出土于洛阳的《马姜墓刻石》和《孙仲隐墓志》等。
　　
    说起墓志，就不得不提一提历史上的禁碑运动。最早的禁碑是在东汉末期献帝建安十年（206年），时曹操大权在握，他看到经多年战争，天下凋敝，劳命伤财为由，下令不得厚葬，因不能立碑。以后魏文帝曹丕和高贵乡公依然坚持这个政策，至晋武帝亦然。晋武帝还诏告天下曰：“碑表私美，兴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于是立碑变为埋铭，人们将竖立在墓前的碑稍作改易，随棺埋入墓中，这就是墓志的前身。
　　
    现存偃师商城博物馆刻于元康元年（291年）的晋碑《晋武帝贵人左棻墓碑》、晋元康五年（295年）的《荀岳墓碑》即属于禁碑的产物。除此外，偃师的晋碑还有刻立于咸宁四年（278年）的《辟雍碑》及《娄候何桢墓表》、《羊瑾神道残碑》。《辟雍碑》，1931年出土于偃师东大郊村，是碑身首一体，高323厘米，宽110厘米，厚0.30厘米，额题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在莅之盛德隆熙之颂”23字，碑阳隶书，30行，行55字，字径3厘米，计1516字。碑阴亦为隶书题写，共题名408人，并分别写清姓名、身份、郡籍等。1974年在《辟雍碑》出土处发掘出长方形碑座，后与碑身插合成为一体。此碑为晋碑中的丰碑巨制，碑文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设立学馆，重振太学，在4 年内 3次亲临辟雍巡视以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辟雍的经过。此外，文中还追述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称颂了司马氏的才略。这些记载，对于了解西晋历史及太学的教育情况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书法碑刻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书体“魏碑”，在其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偃师是重要的策源地之一。 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４９３年从平城迁都洛阳（偃师西部），此时佛教文化的盛兴，使建寺开窟造像之风日盛，书家和石工各显神通，以手中的笔刀营构出一种新的书体“魏碑”。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劲峭秀挺，为后世书法的楷模，实开隋唐楷书之先声。魏碑也称北碑，在北朝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代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魏碑的石刻作品主要是以“碑刻”、“墓志”、“摩崖”和“造像题记”的四种形式存在，偃师的魏碑有两种，一是造像碑，二是墓志。造像碑有：《翟兴祖造像碑》、《寺沟造像碑》、《韩永义造像碑》、《僧道略造像碑》、《冯翊王造像碑》、《平等寺造像碑》、《姜纂造像碑》、《孟阿妃造像碑》等；墓志有：《皮演墓志》、《正光三年墓志》、《殷伯姜墓志》、《染华墓志》、《尹祥墓志》、《李略墓志》、《慕荣篡墓志》、《石育戴夫人墓志》等。偃师的魏碑石刻，流向别阜它域的，尤以墓志为甚。《李超墓志》民国时尚存偃师，其后便不知去向。
　　
    唐朝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期，也是中国古代碑刻最兴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碑刻、铭刻以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而著称。进入宋代，碑刻虽盛而铭刻已见衰微。唐时的偃师，紧邻东都、神都洛阳，地利之势造就了偃师唐刻的纷繁，宋代的偃师，毗邻宋代皇陵区的巩县，宋陵采石场就在偃师境内，取材之便又给偃师的宋刻以机遇。偃师唐宋时期的碑刻有：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碑》、武则天撰书《升仙太子碑》、唐高宗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记》、《周公祠碑》、《大唐赠太子少师徐浩碑》、《唐昌黎冯王新庙碑》、颜真卿撰书《郭虚己墓志》、张旭书《严仁墓志》、湛然书《郑炅墓志》、李守礼书《高氏墓志》、《杜并墓志》；《宋重修升仙太子大殿记碑》、《宋浮丘公灵泉记碑》、《宋会圣宫碑》、《宋重修仙鹤观碑》、《宋宣仁圣烈皇后山陵采石记碑》、《宋永泰陵采石记碑》、《宋大观圣作碑》、《大宋故赠中书令良僖李公（昭亮）神道之碑》、《大宋楚王故夫人冯氏墓志铭》等。
　　
    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又称《招提寺圣教序碑》。《圣教序碑》共四块，按立碑时间和地点排序，分别称做《雁塔圣教序》，建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五日；《招提寺圣教序碑》，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同州圣教序》，建于龙朔三年（663年）；《集王字圣教序》，建于咸亨三年（672年）。
　　
    史载，显庆二年闰正月初一日庚寅（657年2月19日），唐高宗自长安出发，正月十三日壬寅（3月3日）抵洛阳宫，在洛阳住了一年。此次高宗赴洛，玄奘亦陪从，并在洛阳停留达一年又十日（657年3月3日至658年3月13日）。玄奘利用在洛阳的机会，“暂得还乡”，回到他的出生地缑氏县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为他的父母迁坟改葬。唐高宗为了表彰玄奘对佛教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于是恩准将王行满所书圣教序碑立在了玄奘家乡附近的招提寺里。《招提寺圣教序碑》字体结构严整，笔法瘦硬，竣逸挺秀。《中州金石记》评价此碑书法“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不在遂良之下”。此碑为探讨玄奘生平事迹及研究我国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武则天撰书《升仙太子碑》，堪称中国女子书法第一碑，武则天敢为天下先，以行草书体入碑，实开草书碑刻之先例，碑额“升仙太子之碑”飞白体六字，为唐代飞白体仅存，阴集唐初多位书家于一身。《升仙太子碑》是研究武周历史及唐初书法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宋会圣宫碑》，全称《大宗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碑铭》，是碑建于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十三日，通高9200厘米，是存世不多的巨碑之一。宋真宗景德四年（1008年），割登封、缑氏、偃师、巩县部分土地设立永安县，现治在今巩义芝田镇。“会圣宫”是祭奠宋代三位已故国君的行宫。碑文记述了修建会圣宫的由来和经过，描述了土木之工的宏伟壮美和“泰安圣容”礼仪的隆重，以及士庶朝谒祭奠的盛况，意在讴歌已故诸帝的圣德、教化、功绩。
　　
    偃师金元之后的碑刻主要有，元好问撰文的《金故少中大夫程震墓碑》、《元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碑》、《朱熹手迹刻石》、《朱熹诗碑》、《明建唐仆射褚公庙碑》、《明保城御寇碑》、《清乾隆缑山诗碑》、《清修周大夫苌弘墓碑》、《清谒杜甫诗碑》、《清谒唐杜少陵先生祠诗碑》、《清郝腾蛟神道碑》、《清开修轘辕关车路碑》及民国时期的《扬治堂墓表》、《扬勉斋墓表》、《牛伯超碑铭》等。
　　
    元代历时较短，故存世碑刻不多。缑山《先天宫记碑》，在缑山仙君观旧址，碑高3950厘米。碑文楷书，长达3000余字，碑中记曰“先天宫”的观名为忽必烈命名，又言宋时的缑山“房屋达四五百间，受业之徒莫知其数”。“先天宫”是真大道派的教坛之所在。是碑对研究真大道和缑山道观的历史有一定价值。 《明保城御寇碑》为王铎撰书，《扬勉斋墓表》为于右任书，二碑均为书家和书法研究者所珍爱。《清乾隆缑山诗碑》，碑通高4300厘米，蟠龙首，赑屃座，上刻草书七律一首，此诗为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祀嵩山，驻跸缑山时所题，诗曰：“缑岭茏葱嵩岳连，传闻子晋此升仙。割来太室三分秀，望去清伊一带绵。欢豫民情他阆苑，青芊麦色我芝田。孜孜求治犹多愧，无暇重翻学道篇”。
　　
    偃师古代碑刻多毁兵燹，仅缑山一地所佚碑刻就达十数之多，录于此，以志之：
　　
    汉《王子乔碑》（蔡邕书，《古今图书集成》）；
　　
    北魏《王子晋碑》（《河南府志》引《金石略》）；
　　
    唐《李丰义造像碑》（正书，在缑山下府店镇招提寺，咸亨元年造）；
　　
    唐《重修升仙太子庙碑》（太和四年重修碑，行书。《河南府志》引《金石考》）；
　　
    唐《升仙庙兴功记碑》（乾符四年建，八分书，李绰撰文，郑珏书，在缑山下仙君观）；
　　
    唐《郑畋谒升仙太庙诗碑》（正书，在缑山下仙君庙）；
　　
    唐《张开疆供佛碑记》（正书，在缑山下府店镇北河崖上）；
　　
    宋《卢功裔新升仙祠石碣》（正书，在仙君庙）；
　　
    宋《浮丘公灵泉记碑》（现只找到上部，下部佚）；
　　
    金《缑山诗石碣》（清乾隆时在偃师东门内人家壁上）；
 
    清《缑山八大景碑》。（原标题：偃师碑刻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