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负图寺的伏羲渊源
2012/4/9 15:33:54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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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他作八卦、定姓氏、制嫁娶、定官职,功绩巨伟。尤其是他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出的八卦,被认为是上古游牧时代的“气象图”与“方位图”。那么,伏羲是在哪里发现的“河图”呢?龙马负图寺又与其有什么样的关系?历史尘烟中的残留
多年以前,当我在风暖麦黄的季节第一次来到孟津县会盟镇时,并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一座龙马负图寺。这座寺庙离镇其实并不遥远,往镇北走上一二公里,即可在一片掩映的绿树丛中发现它的所在。
倒春寒后少见的暖阳天气,天光忽然放开,寺前河道里除了压藕的工人外,桥上也时不时有参观的车辆来。我们随人流进入寺庙,发现它并不十分阔大,只是个三进的院落,一进为山门、钟楼和鼓楼;二进为伏羲殿,单檐歇山式砖木建筑,供奉着伏羲的坐像;三进为三皇殿,是明七暗五的高台建筑,居中供奉着伏羲,炎黄二帝分列两侧。
三进院落转上一遍,并不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我们想看到这里的古建筑,但现存的似乎与各地新修的庙宇并无多大差别。 曾主持龙马负图寺重修的孟津县文化学者李根柱回忆说,除伏羲殿抬高重修外,其他的确为新建建筑。
关于伏羲殿最初的模样,李根柱回忆,1988年他初次踏访寺庙时,坐落在荒草丛中的伏羲殿是唯一幸存的建筑,里面既没有神像,也没有碑刻题记,它深陷于黄河沙土中的地基,屡遭雨水倒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见此情景,李根柱大为痛心,身为县政协委员的他立即起草提案,要求重修伏羲殿,并复原“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龙马负图寺。
两年后,县里最终拨款80多万元,让他主持重修伏羲殿。为了保护伏羲殿不再灌水,他们将伏羲殿全部落架提升,在原有地平线上提高一米多,在对原建筑物件如立柱、檩条、墙体、斗拱等修正后,重新上架,保持原貌进行修复。并重修了山门,但因资金中断半途停工。
八年后,他申请到500万元资金,建好山门之后,又重修了钟楼、鼓楼、三皇殿及两侧的廊坊等。“寺内规模扩大了很多,面积由原来的19亩扩展到现在的43亩。”
很意外地,他们在拆掉伏羲殿时,竟然发现了24通隐藏在墙内的碑刻。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时,雷村小学的一位老师看到寺中大量建筑、碑刻及雕像被无情地毁掉,十分痛心,遂在一日放学后,悄悄叫上几位高年级的孩子,帮助他用麦草和泥将这些碑刻糊进了墙里。“这位老师真是功德无量。有了这些碑刻,龙马负图寺才有历史的记忆,也才有自己的分量。”说起原委,李根柱感慨万端。碑刻上的庄重记忆 即便是抬升了的伏羲殿,也被涂抹上现代的油彩,在我们解读一座庙宇的历史时,往往给人以失真的感觉。能真切让我们触摸记忆的,只有这些遗留的碑刻了。
我们进入山门时,曾看到两通保留在玻璃罩中的石碑,分立在山门两侧,其一为“图河故道”碑,另一为“龙马负图处”碑,雄浑苍劲的刀工,深深嵌入碑体,有种惊心的苍凉之美。
李根柱说,这两通石碑原是镶嵌在明代所建的钟楼、鼓楼下的,根据其雕刻手法及风格,郑州大学的董应周教授和河南古建研究所的原所长李传泽,都认为是唐代的作品。
在伏羲殿的墙壁上,还有“一画开天”、“渊源”等碑刻,前者为原伏羲殿神龛下的横匾,后者为明建渊源阁上的匾额。这两通碑刻与山门两侧的碑刻风格一致。
有意思的是,在伏羲殿的墙壁上,镶嵌着一通明代的《伏羲庙全图》碑,清楚地标出明代伏羲庙的规模与布局。很显然,在明代,它要阔气得多,重楼叠阁,院落七进,更有宝塔镇院,非今日可比。这通图碑成为龙马负图寺大规模重建的蓝图。
除了以上几通碑外,殿内的伏羲圣像碑、夏禹王像碑、周文王像碑、孔子及其弟子群像碑,皆栩栩如生地讲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宋代著名经学大师朱熹、程颐、张载、邵雍等的题诗碑,及明清两代达官显宦王铎、胡煦等人的诗赋碑刻等,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被曲折保存下来的碑刻,在重修伏羲殿时,被深深镶嵌进墙壁中。这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正午之后,匆匆前来的游人已无踪影,伏羲殿内格外安静,值班的道士轻轻扫着地上的尘土,生怕灰尘落在这些生命顽强的碑刻之上。
不确定的碑记历史
我们试图从碑刻中,还原最早的历史印迹,以确定一座庙宇在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的命运。
我们从最早的一通重修碑记,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所刻的《重修龙马负图寺碑》上发现其“建于唐麟德四年,名曰兴国,由来已久”。“唐麟德四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据孟津学者焦学峰考证,“麟德”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李治在位期间频频改元,“麟德”这个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两年,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到公元666年又改元为“乾封”。所以这个碑记所记可能有误,所谓“麟德四年”,实际为“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
而嘉靖四十四年的《新建伏羲庙记》中则说其建于“晋永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48年。至于修建者,则说“僧名澄者于寺前建伏羲庙三楹,梁武帝因以龙马寺名之,俱遗碑可考”。在清代嘉庆年间所编的《孟津县志》上,也有相同的记载。
龙马负图寺是否在“晋永和四年”就开始修建了?李根柱认为应该更早,因为其中所说“僧名澄者”,指的是西域高僧佛图澄,其为西晋末年后赵高僧,在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东来洛阳。在石勒政权建立后(公元319年),以方术取得石勒、石虎兄弟的信任,大肆倡导佛教,兴建寺庙893所。而龙马负图寺所建的“晋永和四年”,却是佛图澄圆寂之年,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一年建寺并当这里的住持。
后来,在田野调查中,李根柱在附近一村庄发现了一通明代洗肠寺的重修石碑,上面言及佛图澄曾在此住持,并且说重修时,龙马负图寺的僧人像祖上帮助建洗肠寺一样四方化缘,将所得全部捐给了洗肠寺。这说明龙马负图寺建造得比洗肠寺早。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根柱认为,龙马负图寺应该建造于佛图澄来洛阳前的公元300年左右。不断变更的信仰 按照李根柱的推算,龙马负图寺至今已是1700多岁的高龄;1700多年,朝代更迭,一座寺庙免不了遭受劫难。
李根柱说,单从其名字的更替上,就能够体会到历史变迁的痕迹:在其最初修建的时候,名为浮图寺;到了晋穆帝永和年间,即公元350年左右,改名为河图寺;到了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5年),又改名为龙马寺;到了唐高宗麟德年间,则更名为兴国寺,9年之后,又更名为负图寺;唐天宝安史之乱期间,被兵火所焚;明嘉靖年间重修,更名为伏羲庙;清乾隆19年重修时又更名为羲皇庙;而直到今天重修时,才定名为龙马负图寺。
岁月沧桑,7次更名的背后,见于文献的重修扩建已有16次,这意味着,在1700年间,它平均每一百年就会遭到一次灾难,每次灾难之后,又得重生。一座寺庙有这样惨烈的经历,经1700年而不倒,亦令人欷歔。
从寺名的更替中,我们还可看出其一直供奉着伏羲,宣扬的也是伏羲文化。但李根柱说,实际的信仰供奉远比这复杂得多。
从历代重修碑记及碑刻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不仅供奉着伏羲,还供奉着夏禹王、周文王、周公旦、孔子等古代圣贤和关公、释迦牟尼及胁侍各神、观世音菩萨等各路神仙。这无疑说明,在历代一直供奉伏羲的同时,当地人根据信仰的需要,不断增添或变更自己的神祇。“我们这次重修时,曾考虑是否再设关公、释迦牟尼等的塑像,但最终定位于伏羲再加炎黄二帝。”李根柱说。源自伏羲降龙马 从信奉众神到回归伏羲,让我们看到一座庙宇的信仰发展轨迹。而事实上,龙马负图寺也一直跟伏羲有关。
说起伏羲,这位传奇的“人文始祖”,因母亲华胥氏在雷泽踩了大脚印而孕,12年后生在成纪(今甘肃天水),后带领氏族迁徙至黄河流域,最终定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其智慧超人,画八卦,代替结绳记事;“作网罟”,教民渔猎;“定姓氏”,自姓为风;“制嫁娶”,男婚女嫁;“定官职”分理海内,功绩甚巨。在这些功绩中,首推其发现“河图”、“洛书”之后而画八卦。《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所谓“河出图”,就是伏羲在一次观察黄河时,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而“洛出书”,则是伏羲在洛水发现的神龟背负的“洛书”。
所谓“河出图”,就是伏羲在一次观察黄河时,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而“洛出书”,则是伏羲在洛水发现的神龟背负的“洛书”。1988年,内蒙古学者韩永贤宣布***了“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所谓的“河图”,原来就是上古游牧时代的“气象图”;所谓的“洛书”,则是指他们的“方位图”。
那么,“河图”这个“气象图”,是伏羲在哪里发现的呢?
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则之以画八卦。” 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说:“龙马者天地之精也,其为形者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文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踏水不没,圣人在位,龙马出于孟河之中焉。”
这里显然指出了龙马的发现地点在“孟河”,“孟河”应该是古孟涂国(今孟津)境内的河流。李根柱认为,“孟河”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黄河支流之一孟津境内的图河。龙马负图寺建在图河河畔可作为证明。 我们在龙马负图寺的门前,看到了被整修过的一二十米长的图河河道,除了寺庙门前蓄有水,其余河道已经干涸,为青绿的麦苗及参天的杨树所覆盖。李根柱说,图河发源于孟津县城东南3公里外的邙山百乐原诸坟岭,向东北注入黄河,全长21.5公里,附近还有一个孟河村,传说该村就是伏羲捉龙马的地方。
当地还流传着伏羲“得马于孟河,养马于马庄,画卦于读书台”之说,所以除了得马的孟河村,这里还有马庄村,该村至今还有拴马桩、前马圈、后马圈等遗迹,而读书台就在龙马负图寺附近。
李根柱曾经考察了整个图河流域,发现其两侧还有不少跟此传说有关的村庄,如负图村、卦沟村、上河图村、下河图村等,皆跟伏羲发现龙马负图这一事件有关;另外还有8个以河流命名的村庄,如郑河、卫河等,传说是伏羲死后龙马悲伤过度而顺图河踢出的8道沟形成的8条河流。(原标题:龙马负图寺的伏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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