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什么样子？暂时没有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编造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这些言论激起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决心寻找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填补这段空缺。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南省新郑县（今新郑市）找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遗址。这一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突破，一时轰动国内外，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的荒谬论调。这一重大收获，二十世纪末被评为河南省二十世纪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国务院公布裴李岗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回忆起来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有一个由不认识到初步认识，再由初步认识到完全认识的过程。今年是裴李岗遗址发现30周年，现将我亲身经历裴李岗遗址发现与发掘过程的回忆、记录下来作为纪念。       
      
    裴李岗遗址位于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西，一九七七年四月发现，面积二万多平方米。    

    据裴李岗村群众说，解放后五十年代裴李岗村就曾出土过石器和陶器，当时群众不认识是文物，便视而不见，或把它毁掉。有的群众把出土的石磨盘当成洗衣搓板使用。     

     1960年元月，我刚被调到县文教局教研室工作后，又借调到县文化馆做文物工作。在此期间，县文化馆做文物工作的孟昭东同志曾收集到部分石磨盘、石磨棒，开始认识这些器物是文物。但弄不清是什么时代的文物，也叫不出器物名称，于是就把像长石板，两头圆形，一面有稍凹的面，另一面有四个矮足的器物，起了个名字叫“石碾盘”。    

    1969年冬，县文化馆又收集到裴李岗村西地出土的一件石磨盘。这时县文化馆已收集到石磨盘、石磨棒近二十件。       

     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报》第四版刊登《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有新郑县裴李岗村1965年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照片。照片说明是“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没有说明其具体时代。       

     197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化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向全国各地征集文物，新郑县文化馆推荐送上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据说在准备展出时，对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具体地点和具体时代提出疑问。国家文物局立即责成河南省文化局调查清楚。河南省博物馆驻新郑工作站、新郑县文化馆派出四位同志前去裴李岗进行调查。他们在裴李岗村及其周围没有发现古文化遗迹，地表断崖不见灰土和陶片。没有弄清楚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地点和时代。调查结果上报后，因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石磨盘、石磨棒撤掉、退回。1975年春我去省博物馆取退回的石磨盘、石磨棒时，心里沉甸甸的。想这样好的文物，弄不清出土地点及具体时代，感到很遗憾！从此后，便把这个问题挂在心上，处处留意，渴望早日搞清它。        
 
    1975年冬，新郑县观音寺公社唐户村社员在该村南岗平整土地，出土很多仰韶时期的文物。县文化馆派人察看后，按照有关法规，令其停工。       

    1976年12月20日，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配合唐户平整土地，联合举办了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发掘唐户遗址。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崔耕主持短训班，由我协助，邀请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李友谋、陈旭、密县文化馆文物干部赵世纲指导发掘工作。我们在唐户村看到出土的很多器物，其中有几块石磨盘，使我们感到惊奇，唐户村也出土石磨盘！       

    1977年3月5日，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联合在新郑县文化馆，继续举办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修复整理唐户遗址出土的器物和写简报。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崔耕主持短训班，由我协助工作，李友谋、赵世纲作业务指导。       

     3月11日，我接到新村公社给县文化馆打来的电话，说该公社裴李岗村社员，在村东南地平整土地挖出一个古墓，群众发生严重争执，要求县文化馆赶快去处理。       

    3月12日，我去裴李岗村东南地平整土地现场，见群众正在争吵。姓李的群众说挖了他们的祖坟，姓裴的群众说不是姓李的祖坟。双方争执不下，几乎发生打群架，气氛很紧张。我一看是一个明代砖室墓，规模很小，也遭破坏。由于当时“左”的思想严重，我对双方的群众讲：“平整土地是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为挖出一个砖圈墓大家争吵起来，影响平整土地，值得不值得！从砖圈墓可以看出墓主人是有钱的，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几百年后的今天，咱们贫下中农为争这个不是地主就是富农的老祖坟还有啥光彩？”我这样上纲上线的一讲还很凑效，姓李的群众不争了，姓裴的群众也平息下来了。接着我说，现在既然停工了，县文化馆来人将墓清理后继续平整土地。       

    3月13日，我带领临时工马金生对该墓进行清理，社员群众围观的很多，我就对社员群众讲什么是文物，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保护文化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又着重联系到裴李岗过去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说这些文物很重要，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出土的。要求社员群众，在今后平整土地或其他工程中，发现出土石磨盘或其它器物，一定保护现场，器物原位不动，马上报县文化馆。       

    裴李岗村东南地经过一段时间平整土地工程结束后，社员转移到裴李岗村西地进行平整。       

    4月2日，裴李岗村社员李铁旦，背着沉甸甸的麻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来到县文化馆正在举办的短训班，我马上接住，李铁旦说：“老薛，前些时你在俺村说，再发现器物报来，我把俺村西地平整土地出土的器物送来了，现场保护着。”我打开麻袋一看，是一件几十斤重的石磨盘和几块料礓石化了的人骨，真是喜出望外，太好啦！       

    4月3日一大早，我和李友谋、赵世纲到裴李岗村西地，现场保护得很好。出土的石磨盘印的痕迹原样没动，清晰可见，有人骨和碎陶片，是一座墓。当即将石磨盘取来放进去恰好，就在此出土。我们三人看了另一座墓里的人骨，头部胸部及上肢骨已经料礓石化了。头骨两侧各有一件陶器。在平整土地现场发现极少小块泥质红陶片和夹砂陶片。我们初步认定裴李岗村西地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古文化遗址，要求村干部立即局部停工，一定保护好现场。当天中午我们回到县城。因崔耕同志因事回开封了，下午2点钟电话汇报开封地区文化局，晚上七点多钟崔耕回电话说：“裴李岗发现遗址很重要，地区文化局领导很重视，我马上回新郑，准备一下，进行局部试掘。”次日崔耕一早回到新郑短训班，与李友谋和我，再次察看裴李岗遗址后，立即向省文化局请示，省文化局同意试掘。       

    4月5日，我们短训班派学员马金生进驻裴李岗村，监视平整土地出土器物现场，同时调查收集过去出土的器物。崔耕同志派我到裴李岗村与生产队长商定试掘占地赔产及试掘人员的吃、住等事宜。       

    4月8日，经过短暂准备，短训班负责人崔耕同志派赵世纲带领学员马金生、唐福梅、游永奎到裴李岗村正式试掘。李友谋同志带领几个学员在文化馆继续修复器物、整理资料。这次试掘，因经费奇缺，参加人员很少，时间很短，在试掘短短的十二天中，崔耕、李友谋和我几次去试掘工地拍照墓葬和出土器物等。       

    这次试掘开挖了五条探沟，总计试掘面积118平方米，发现8座墓葬，五个灰坑。共出土石器25件，陶器21件，骨器1件，兽骨2件，绿松石珠2枚。这是裴李岗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得到的实物资料。       

    4月20日至5月底，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文管会，在文化馆联合举办的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一部分人修复整理唐户出土器物，由李友谋同志执笔写唐户的报告，题目是《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一部分人，集中时间修复整理裴李岗试掘出土的器物，进行绘图、照相。有赵世纲同志执笔写简报。简报题目是《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上述两份报告均由学员马沛林刻印而成。在整理修复写简报过程中，我们多次讨论裴李岗遗址的特点、性质和时代，认识比较一致，心情更加兴奋。并在简报中大胆的首次提出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但是，内心没有把握，决定到上级有关部门请教。       

    6月11日，崔耕、李友谋和我（赵世纲因故未去）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处，向处长付月华同志汇报了发现裴李岗遗址及试掘情况。付处长听了汇报后说，裴李岗遗址很重要，建议我们到国家文物局汇报。       

    6月14日下午七点钟，崔耕、李友谋和我带着试掘简报和部分出土器物，乘火车去北京，15日晨到达。       

    6月16日上午，我们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向处长陈滋德汇报。陈处长听了汇报后也认为裴李岗遗址很重要，当即写信把我们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天下午我把带去的《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试掘简报》先送到《文物》杂志编辑部。《文物》杂志编辑部总编辑杨谨同志看到我们拿的裴李岗遗址试掘简报，顺便翻阅后认为很重要，当即要求留给她，立即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我们说国家文物局叫送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杨谨同志表示很惋惜。       

    6月17日上午，我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向国内外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长及考古专家安志敏先生汇报。夏所长、安志敏先生听了汇报后，看了我们写的试掘简报和带去的器物，夏所长惊喜地说：“新苗头，很值得重视。”接着问我们：“出土的木炭带来的没有？”我们说：“带来啦。”立即叫实验室的同志来取走，尽快测定出年代。我们将简报留给安志敏先生，请他提出修改意见。       

    6月21日，我们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看了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器物，苏先生一看便说：“这些陶器很早，年代至少在七、八千年以上，是河南地区第一次发现，很重要。我马上给你们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付月华同志写信，请他重视裴李岗遗址。”       

    6月22日，我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听安志敏先生对简报提出的修改意见。安先生再三嘱托：“回去后抓紧修改简报，早寄来早发表。”       

    在京期间，我们将带去的裴李岗遗址墓葬出土的料礓石人骨，送到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鉴定是否成了化石。该所古人类专家张振标同志说，料礓石人骨有石化成份，但还不是化石。料礓石成这个样子，须要1万年左右时间，少说需要8千年。       

    由于北京国家的考古学家对裴李岗遗址给予很高的评价，大大鼓舞了我们。自北京回来后，一方面积极修改试掘简报稿，一方面向省、地、县各级有关领导汇报赶赴京请教的情况。省、地、县领导听了赴京请教的清况也受到很大鼓舞。于是决定继续发掘裴李岗遗址。       

    这次发掘，1978年3月20日开始，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和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崔耕同志主持发掘的全面工作、我协助，李友谋、陈旭做具体业务指导。       

    短训班在学习时，喜讯传来，1978年第二期《考古》杂志来了，首篇刊登的是《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简报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为距今7885+480年（未经树轮校正）。短训班全体人员欢腾起来，裴李岗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1978年4月12日，短训班讲课学习结束，全体人员奔赴裴李岗“安营扎寨”，集体起火，伙食由李彦卿同志管理，分散住在群众家，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发掘。发掘前首先进行考古钻探调查，初步探明以水渠为界，渠西发现墓葬，渠东则文化层较厚。依据调查情况，选择了渠西和渠东两个发掘区。这次参加发掘的人员多了，分成两组，一组在渠西墓葬区进行发掘，一组在渠东遗址区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各县文物干部和学员都非常认真、细心。如发掘墓葬的同志，开始挖到骨灰或随葬器物才知道是墓葬，找不到墓圹的边沿，因年代久远，墓坑回填的“五花土”根本看不出来，与墓圹的生土一样。    

    后来在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陈旭的指导下，仔细辨认墓圹边沿，终于找到了。这样发掘后就保持了原始的墓圹原状。在遗址区发掘的同志也是非常认真细致，因裴李岗遗址年代久远，遗址的灰土与生土几乎一样，陶片极少。挖过耕土层，就一点一点细心的挖，发现一点点遗物，就用小铲慢慢的轻轻的拨土，用棕刷轻轻的扫土，这样认真细致的发掘，才保证了一点一点的很小遗物完好地出土。如在遗址区出土了一根骨针，长不足4公分，直径不足2毫米，有针鼻。还出土了陶塑猪头、羊头，直径3公分，厚1公分多。特别在开封县文物干部陈艺同志发掘的探方里发现半个小陶豆，他就立即到挖出的土堆里去找那半个，一点土一点土的扒着寻，终于把那半个找到，跟这半个一对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小陶豆，高2公分，口径1.5公分。如此小的器物，发掘中稍微一疏乎就没有了。       

    这次发掘，一开始就大力向群众宣传什么是文物，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在村上张贴保护文物的政府通告、标语，放映有关文物的电影。通过宣传，群众破除了迷信，觉悟提高了，懂得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原来不叫往家放出土器物，现在欢迎向他们家里放，原来不愿意参加挖墓的群众，现在也积极要求参加发掘。群众参加发掘的人数逐渐增加，工地容纳不了，后来把他们分成两班，轮流上工，一班上工，另一班休息。每天围观的群众也很多，工地既井井有条的进行发掘又一派热闹。       

    1978年5月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的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等，由北京专程来到裴李岗发掘工地考察、指导工作。在李友谋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察看并听取了介绍。他看得很仔细，对发掘人员讲：“裴李岗遗址很重要。去年的试掘简报在今年《考古》二期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因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他们的关系都搞清楚了。但仰韶文化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样子，仰韶文化是怎样发展来的，一直未解决。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一段缺环，解决了仰韶文化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遗址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从出土的石锯齿镰、磨盘等器物看，裴李岗时期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出土的猪、羊头骨及陶塑猪、羊头原始艺术品，说明裴李岗时期的家畜饲养有发展。发现的细石器，打击面很清楚，为研究更早的古文化遗址有帮助。我建议，发掘结束后抓紧整理出简报，再发表、宣传。收集一些木炭再测定一下年代。”下午，安志敏先生给全体发掘人员讲课。       

    5月10日，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文系、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考古系，河南省农科所等共60多人闻讯来参观裴李岗遗址。随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大学、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单位也相继前来裴李岗遗址参观考察。        

    这次发掘5月15日结束，历时34天。总共开掘5×5的探方9个，1.5×10米的探沟5条，2×10米的探沟2条，合计面积34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24座，灰坑5个，出土器物一百多件。石器有斧、铲、镰、磨盘、磨棒；陶器有鼎、壶、罐、三足钵等，均实用器。墓葬随葬器物最多的是M15，随葬品达15件，最少的随葬品1件。出土的石斧、石铲、石镰等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证明原始农业由仰韶时期上溯了一千多年。出土的猪、羊头骨及牙齿，说明裴李岗时期，在原始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猪、羊等家畜饲养。尤其是陶塑猪、羊头原始艺术品的出现，对我国家畜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裴李岗出土的细石片，含有许昌灵井遗址的文化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裴李岗遗址第二次发掘结束，从裴李岗村回到县城在县文化馆集中时间修复、写报告。开封地区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崔耕同志坐阵，参加修复学员有唐福梅、李超英、尤永奎、马沛林、马金生，还有我和尉氏县文物干部王蔚庆。密县文物干部魏殿臣专程来为出土器物照像。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李友谋执笔写简报。于11月初，修复、写简报工作结束。       

    11月16日，李友谋和我赴北京送第二次发掘简报。当天晚上从郑州乘151次火车启程，次日晨到达北京。上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简报交给安志敏先生并与其商量了考古所一九七九年发掘裴李岗遗址有关事宜。11月27日，自北京返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队长郑乃武，队员王吉怀、任万明、田富强来到新郑，对裴李岗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县文化局派我配合考古所发掘。还有技工唐福梅、郭志强、乔顺杰、王新霞也参加发掘了。上半年4月1日开工，至5月26日结束，下半年9月15日开始，至10月7日结束。两次共发掘面积2157平方米，发掘墓葬82座，灰坑12个和几个残破的窖穴房基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撰写的《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刊登在1984年《考古学报》第一期）。       

    发掘期间，于1979年5月10日，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头骨化石发现者、中国考古学会副会长裴文中先生，在安志敏先生的陪同下，由北京专程来到裴李岗遗址发掘工地考察。河南省博物馆的郝本性同志、开封地区文化局程副局长、文化科景科长、新郑县委书记王元明、副书记张发忠、县文化局副局长刘丙申等迎接裴文中先生，并陪同其到发掘工地考察。裴文中先生详细地询问了发掘出土器物的情况，并实地拍照。       
      
    1979年《考古》第3期刊登了《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裴李岗遗址通过第二次发掘，使我们对其基本文化面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第二次发掘出土的木炭进行年代测定，共两个数据，一个距今7145±300年；另一个距今9300±1000年（未经树轮校正）。再次证明裴李岗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裴李岗遗址发现之后，在中原地区的密县、长葛、巩县、登封、中牟、郑州、舞阳、郏县、淇县、尉氏、鄢陵、项城等地，相继发现了100多处裴李岗类型的古文化遗址。这类古文化遗址，器物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有广大分布范围，首先在裴李岗村发现，《考古》1979年第4期刊登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撰写的《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李友谋、陈旭撰写的《试论裴李岗文化》。《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刊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撰写的《论裴李岗文化》论文，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的认同。1983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将“裴李岗文化”收进我国中原地区早期新石器遗存，正式载入史册。（原标题：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