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清皇室来说，大清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首领庆亲王奕劻的贪贿，犹如致使大堤垮塌的巨大蚁穴。奕劻在朝上不断的赞誉，令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袁世凯深信不疑，致使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亲信以及同党纷纷擢升要位，他掌管的兵力也从一镇扩为四镇、由四镇扩为六镇，最终形成了未来祸患中国的强大的北洋势力。而袁世凯自己，虽为直隶总督，却通过对奕劻的掌控足以遥制、把持朝政，成为大清帝国中权力最大、权势最重的人。

    1911年，直到大清帝国即将灭亡之际，本该为国尽职尽忠的奕劻，还在以近乎病态的贪欲聚敛着个人财富。武昌首义爆发后，奕劻这个大清皇室的后裔、执掌着大清中枢权力的重臣，居然在拿了袁世凯的300万两贿款后前去宫中充当逼宫的说客。大清帝国倾覆之际，这位王爷通过受贿索贿聚敛的家产折合白银亿两以上，而当时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在清廷濒临气绝需要财力支撑的时候，他却声称自己已经穷到了要卖房子的地步。

    这个跻身于帝国最高权力层、几乎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亲王，为了一己的私欲与私利，不惜损害、牺牲，乃至侵蚀整个国家的疯狂攫取，成为大清帝国晚期执政阶层的典型状态。

    据说，奕劻在显达以前，也是个穷贝勒，家道中衰令他连上朝用的官服都需靠当铺取赎来维持体面。他的发财致富，始于当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加封亲王之后。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场惯例，他开始接受朝廷俸禄之外的各种馈赠。因为曾经穷过，他不嫌弃少，抱着积少成多的心态，来者不拒地慢慢积累，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目。成为军机处首领之后，当发现权力可致暴富的时候，他决心在财富的积累上无论是手段还是数目都要超过前任荣禄。于是，他用朱笔在全国官吏名册上将优劣肥缺的相应价码一一标出，然后严格按照明码标价落实每一个官位的补缺。如果哪个官吏没弄清楚庆亲王的官价，无论有多充足的理由也不会得到官职；而如果通过幕僚门丁的反复提醒还是不明白，那么庆亲王就会直接索要。有个名叫林开謇的道员，在慈禧逃亡时前去觐见，慈禧一高兴把江西学政的官缺赐给了他。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场规则，新任官员上任前都要拜谒军机大臣。林学政三次拜访庆王府都不得进，最后还是王府的门丁告诉了他：为什么不带银子？林学政指了指王府门口张贴的严禁收受门包的王爷手谕，门丁顿时火了：“王爷不能不这么说，这个钱您是万不能省的。”凑足了钱拜谒庆亲王后，林学政赴江西上任。可没过几天，就接到了京城的来信，奕劻竟然明码标价要八千两银子，并说这是看在太后情面上的“优惠价”，学政这一官位别人要两万两才行。林学政决定缓缓再说，谁知这一缓，竟然“缓”来了朝廷的一道圣旨，他被从学政又降职为道员调任两江地区了，而江西学政的官位庆亲王已经卖给了别人。

    庆王府客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匣子，来客行贿的时候，为了避免直接递给王爷造成不必要的客套，可把金条、钞票、银锭之类的主动投到匣内去。每隔10天，奕劻都要亲自把匣内的钱物整理一遍，然后把行贿人的姓名、出的价钱以及卖出去的官缺逐一登记入册。在买官卖官的交易中，奕劻最重视的是省部级官位。邮部尚书陈璧，原是个不起眼的道员，他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批稀世珍宝得以进入庆王府的大门，然后再把借来的五万两银子送上，结果他成了庆亲王的干儿子，由道员一跃升到了相当于正部级的尚书。当过直隶总督的陈燮龙，因夫人拜了庆亲王为义父，于是他就成了王爷的干女婿兼干儿子。他对王爷孝敬之频繁、数量之巨大，让庆亲王都不好意思。而陈燮龙的夫人，也就是奕劻的干儿女，常住庆王府，而且是“累日不去”。冬日里庆亲王上朝时，陈夫人先把朝珠用自己的胸口捂热，然后再给王爷挂在胸前，并低吟出这样的诗句：“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当官场成为男女苟且之地时，整个国家何谈政权的权威？

    要是庆王府有什么喜事，奕劻所得更会令人瞠目结舌。奕劻70大寿，庆王府大开祝典，全国各省督抚以及京城的尚书侍郎等纷纷备上厚礼，送礼的车马把地安门外大街塞了个满满当当。奕劻照例宣布严禁受礼，但他已按照礼金的多少准备了4种账册：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及礼物三千金以上者，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数百金以上者，入喜字册；其他不满百金者单列一册。全国的官吏都知道这是最好的行贿时机，纷纷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进京登门道贺。是日，奕劻收受现金“总数不下五十万，礼物不下百万”；而他的夫人以打麻将为名，更是3日之内赢钱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