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城范氏家族的发展现状

    范宗聪于元末明初时期携次子文理从苏州迁居虞城后，立业于耕耘，传家以忠厚，时刻牢记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教诲，遵仁、义、礼、智、信之良训，守忠、孝、节、烈、廉之要诣，行功德好义之能事，其族人为官为宦，务农经商，执教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逐步发展成为虞城明清两代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人常说“一部《虞城县志》，半部范氏家谱”，此话并非虚言。

    虞城范氏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的三个重要贡献。

    一、在家族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涌现了一大批文武兼备、利国利民的社会英才，为范氏家族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范宗聪父子以布衣之身来虞城落户，可见当年艰苦卓绝之情形。《虞邑范氏族谱》记载：“初，公之来虞也，逾越险阻，相宅兹土，作之屏之，肇立家室。勤穑事以开基，本诗礼以传家，其规模固已宏远矣。”范宗聪虽是布衣之身，却深谙先祖范仲淹的品德良训，注重家人的教育和培养。因此传至四世范俊，便中明宣德己酉科乡举，此时范氏家族人口还不足二十人，这对于一个在虞城落户末久，势单力薄的家族来说，该是多大的荣耀和激励。族谱载：“俊，字世英，号潜斋。自幼聪敏，美仪容，卓荦奇志，少游庠序，英迈不群。中明宣德己酉科乡荐。不以仕进为荣，益励志于学。因读《史记》，乃发愤曰：世岂无复司马子长耶。自胄监告往南廱，欲亲天下名师贤友，以终其业，不幸卒于高邮，终年三十九岁。”明代宣宗时，乡试三年一开，每县乡举者不过一二人，中举者皆披红挂彩，跨马游街，以示荣耀。范俊的中举为家族和社会树立了榜样和楷模，这种标杆效应很快便在家族中显示出来。“公既殁，妻石氏贞节自矢，以抚幼孤。躬亲教训，以承公志。长子贤以国子释褐擢顺天府通判，次子贯授七品散官。一门簪缨，光震远迩。此后，子孙绳绳，科第不绝，名臣贤士，络绎数百年。”

    据清乾隆八年的《虞城县志》和光绪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谱》记载，从明初至清末，虞城范氏家族中，有进士六人、举人十四人、贡生一百零五人，秀才和生员不胜枚举，在朝或在外为官者数百人，为其建坊旌表者三十多人。真可谓英才辈出，实不负为范文正公之后裔也。

    新中国成立以来，虞城范氏家族中涌现的优秀人才更是数不胜数。据《虞邑范氏族谱》统计，截至目前，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虞城范氏族人达六千多人，他们之中有将军、官员、学者、教授、也有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

    二、建立范文正公祠，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家族和社会的发展繁荣奠定雄厚的文化基础。

    中国封建时代一直都有为望族显仕建寺立祠的传统。范仲淹作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忠臣良相，从宋代时就受到朝廷及社会的广泛尊崇。范仲淹去世时，宋仁宗免朝三日，以示祭奠。宋徽宗宣和五年，朝廷准为范仲淹立祠祭典，徽宗皇帝亲赐文正公庙匾额为“忠烈”。全国各地的范氏家族及范仲淹生前任职之地纷纷建祠立寺，祭祀和纪念这位经天纬地的稀世英才。

    虞城范氏家族作为范仲淹直系后裔，满门英烈，光耀闾里，请建文正公祠恰如其分。明天启年间，任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范志完、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范良彦和任山西蔚州兵备道的范志懋共同呈请朝廷恩准，在虞城建立范文正公祠。据清代光绪二十一年的《虞城县志》和光绪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谱》记载：“文正公祠在南门里大门面南临二街，乃太史公良彦、司马公志完、佥宪公志懋于明天启年率族人呈请两院题准建立，奉春秋二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范文正公祠曾遭到多次毁建。明朝末年由于战乱，公祠毁于兵燹，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得以重建。清同治元年，公祠又遭火焚，致使谱牒俱失。范氏族人同心协力，捐资捐物，于光绪年间重修公祠。民国年间，族人再次增修公祠，使公祠愈加完善。经过历次重修和扩建，至民国八年，范文正公祠与范氏祖祠东西相连，占地面积达六千平方米，是虞城古城里极俱特色和规模的建筑群。

    虞城县的范文正公祠是明清两代中原地区最为著名的官祭公祠，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对教育后人，培育家族人才，匡扶正义人心，和谐社会关系起到了举足重轻的作用。从公祠的对联“派衍姑苏贻谋远，德留虞封世泽长”中，亦可看出范氏族人对先祖遗志的传承和光大。

    三、效先祖之法，创义田义学，为范氏家族和社会打开慈善和谐之门。

    倡立义田，是虞城范氏家族对先祖宏德的继承和发扬。据《虞邑范氏族谱》记载，虞邑八世范清于明万历初年效先祖范仲淹办苏州义庄之法，自捐土地五百三十亩为义田，以其收入资助贫困和举办家族事业。其后族人纷纷响应，其义田最多时达八百多亩，有效地解决了族人中的贫困和病老无依等问题，为和谐家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义田的设立，开创了社会慈善之先河，为家族的发展和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义田设立之初，就按照当年苏州义庄的先例，制定了严格管理使用制度，以保证其收入合理使用。家族规定，义田支消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用做范文正公祠和祖祠的修葺维护，二是每年两次的祭祀支出，三是救济家道贫寒或有天灾人祸的族人，四是褒奖本族学业有成、桑梓乡里的杰出人物。义田设立三百多年来，解决了范文正公祠几次焚毁重建的资金困难，扶持帮助了无数的贫困家庭和孤寡残幼者，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学有所成、兴国利民的家族人才，增强了范氏家族的凝聚力，延续了千年不衰的宗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到民国年间，家族祭祀活动渐渐废止，为了促进家族人才的成长，1946年，范氏家族在范文正公祠里办起了“文正私立小学”，家族子弟全部免费入学，为培育家族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义田和义学都被收归国有，家族义举变为国家福祉。但虞城范氏家族开创的义田义学之举，对社会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开民间慈善事业之先河，为后世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和借鉴。

    ■链接·人物

    范纯仁是 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范仲淹次子，仁宗皇祐元年进士。父殁始出仕知襄城县，累官侍御史、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哲宗立，除给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拜相。哲宗亲政，累贬永州安置。范纯仁于徽宗立后，复观文殿大学士，促入觏，以目疾乞归。著有《范忠宣公集》。

    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七八月间，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司马光复相后，坚持要废除“青苗法”，对此，范纯仁却不为然。范纯仁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尽量采纳。可惜司马光并不以此为意，只把范纯仁的看法当作耳边风。司马光尽废新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影响。苏轼、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有一次，他让儿子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那时候，范纯仁还很年轻。麦船返回时，暂停在丹阳，他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始终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这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所以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经送给他了。”仅凭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

（原标题：范仲淹与虞城范氏家族）作者：宗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