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全国掀起农业学寨平整土地的浪潮，殷墟小屯西北地的岗地成为被平整的目标。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要保护这处遗址必须提出充分理由，但过去没有在这一带进行过发掘，对遗址内涵知之甚少。于是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同志们共同商讨，决定对重点遗址进行钻探，小屯西北地由我负责。当时岗地上种的棉杆尚未拔掉，经与小屯村负责干部协商，我们于当年11月20日开始在岗地边缘钻探、清理断崖上的文化层剖面，发现耕土层下即出现殷文化层，并很快探到了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我们请村里的负责干部看了已揭示出来的遗迹现象，提出这处遗址很重要，需要保护。前来的同志认识夯土，同意保护，并表示今后也不在这里取土，保护遗址的问题得到解决。
   
    但这片岗地距离村子很近，长期保护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考虑尽早发掘为宜。办理报批手续后，于1976年春季开始了对殷墟小屯西北地的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有郑振香、陈志达、张之恒等，当时重点发掘建筑基址。在我负责的探方内有一座残房基，南端已被取土破坏，房基中部被灰坑打破，而灰坑之下是长方形坑的夯土，夯土较房基土坚硬且厚，通过断崖下残存的边缘形状判断，很像墓葬，于是进行钻探来确定。工人一杆探不到底，系绳下探5米多仍未到底。4、5月间天气干燥，夯土又硬，系绳下探用不上力，于是将坑的局部先向下挖，当挖到深约3米时，我与有经验的工人商量，如果一杆探不到底，加用接杆和拧杆，利用星期日工地停工，增加人手，集中力量钻探，一定要探到底，弄个水落石出。
   
    1976年5月16日是星期日，上班时参加钻探的人都来了。工人们劲头很大，开始在边缘钻探，仍探不到底，最后决心在中心部位钻孔，因为如果是墓中心部位一定有遗迹现象的。由距地表深3米探至深6米。那年的地下水位是6.5米，探到深6米以下夯土变成软泥，于是加用拧杆用转动的力量下探，速度很慢，从深6米探到深约7米用了半个多小时，正在工人们吃力地推动拧杆下探时，突然探杆下陷了约70厘米，把杆下探的工人何保国紧握探杆，使尽全身的力气向下坠，探杆又下沉了约50厘米，出现硬底。工人小心翼翼地慢慢将探铲提上来，探铲内满是鲜艳的红漆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兴奋地说，是墓葬。老工人都说，谁也没料到这地方会出座墓葬，真是意外的发现。
   
    同年5月17日开始集中力量发掘该墓，首先找清墓口：长5.6、宽4米。对这么一座只有20多平方米的竖穴墓，我们并未抱过高的希望。墓内填红色夯土，但从上层填土中就不断出现遗物，距地表深约3米出现了大理石臼，孔内满染朱砂，色泽鲜艳。石臼的发现提高了工人的兴趣，有人说，这大概是个工匠的墓，连石臼子都埋进去了。其后相继发现了几层文化遗物，以接近椁顶的第6层出土器物最多，共有80件，其中最重要的是3件象牙杯，另有3面铜镜和大石蝉、骨笄、骨刻刀等。由于不断有遗物出土，工地的气氛十分活跃。有位小青年问会不会出个“虎头彝”（指圈觥），小屯的技工崔师傅说，说不定会出个虎头彝虎，让你开开眼，旁边的人都笑起来。发掘逐渐接近水面，夯土变成软泥，水面以上的发掘告一段落，也取得可喜的成果。
   
    6月6日开始水下部分的发掘，戴忠贤、屈如忠同志也参加进来。但供电局没有送电，那天天气好，就用辘轳绞水发掘，不多时中部出土了2件玉簋，北边的大型铜器开始显露，最先露出水面的是东北角的大方鼎，围观的人喊“铜轳”。大型铜礼器的出现令人惊喜，但靠人力发掘开始有困难，于是停止发掘，与安阳市供电局联系解决了供电问题。次日送电，9：00以后气温上升，开始分组轮流下水操作，从椁室中部向一挖，很快进入棺室，棺内布满玉器，开始是一件件向上传递，有人取出玉戈，有人捞出石人，但发掘水墓要尽量赶时间，这样传递太慢，后来改将玉器放入水桶中，残铜器等装入筐内，然后将铜器装车拉回工作站，桶内的玉器由两人抬回去。陈志达和工人将玉器包好放入纸盒内，工地上、下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操作，午后1点多，棺内的玉器和小件铜器已基本取出，开始清理周围的大型铜器，围观的群众熙熙攘攘，每取出一件都有人喊：又是一件，并不断议论。三联甗架拖上来了，有人好奇地说，6条腿，这是啥？旁边的人说，没见过；偶方彝的器体拉上来了，有人喊，长方的，像猪槽……负责安全的人员一直劝说大家不要挤，以后有机会看。下午3点多，器物取净了，最后抽净被朱砂和漆皮染红的水，露出腰坑和墓底。技工侯德隆师傅说，亮底了，放心吧，不会丢下东西。工人们劳动了一天虽然很累，但兴致勃勃，下水操作的人更是自豪。技工崔师傅说，出了这么多小人，好几个虎头彝，真想不到。也有人说，有的东西没见过，真开了眼。
   
    发掘工作圆满结束了，过了几天在当地办了个小型展览，将大件铜器和有代表性的玉器标本展出，共展出5天，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妇好”之名是见于甲骨文的，据研究妇好为商王武丁配偶。其墓室虽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器极为丰富，有各种不同质料的随葬品，如青铜器、玉器、宝石器、石器、陶器、象牙器、骨、蚌器等，共1928件，另有6000多枚海贝和红螺。青铜器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其中礼器210件，类别较全，有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等。所出铜器多成对、成组，以成对的为最多，觚、爵各10件组合的有3组，同一组的铭文相同。
   
    有铭文的铜器190件，其中铸“妇好”或单一“好”字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器物类别比较齐全，且多大型铜器和较新颖的器物。如三联甗、连体甗、偶方彝、鸮尊、圈足觥等。炊器中三联甗的优越性很值得推敲，甗体为灶，与甑配合使用，其优点在于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品，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省火省时，而且可以移动，可以在室内炊煮，也可搬到室外，比固定的灶或连体甗有明显的优越性。汽柱甑形器，实为汽锅，此种汽锅在昆明至今仍在使用，用汽锅蒸鸡，味道鲜美。当时已体验出清蒸食品优于煮食，足以说明殷人对饮食的改进是极为重要的。
   
    墓内的铜礼器是殷代礼制的体现，“妇好”铭文的铜器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礼器群。铸“司母辛”铭文的方鼎和四足觥等是子辈为其所铸的祭器，其他铭文的铜器，多是酒器，据铭文应是贵族或方国奉献给这位王后的祭器。这些铜礼器既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礼器群，又反映了不同身份的人其奉献的礼器有所不同。这些现象对我们研究殷代礼制给以重要启迪，也为研究商周礼制的异同提供了重要比较资料。
   
    武器有130余件，有戈、镞、钺等，其中2件铸“妇好”铭文的大铜钺最令人瞩目，钺是权利的象征，一件钺上纹饰作两虎捕捉人头状，这一图案铸在钺上，虽然是为使敌人望而生畏，产生震慑作用。
   
    墓内出土玉器750多件，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主，也有黄褐色和棕色的，白玉很少。安阳市玉雕厂的职工在观赏妇好墓的玉器时，指出墓内所出玉器有新疆玉，以青玉为主，白玉很少。此后数位有经验的人士也肯定了有新疆玉，后经科学鉴定，以透闪石为主，与新疆玉相合，这是首次确定殷墟有新疆玉。
   
    玉器的类别比较多，有礼器、武器(作仪仗）、工具、用具和装饰品为数最多，武器、礼器也占一定比例，其他类别所占比例不大。玉礼器对研究礼制具有重要意义，礼器应以琮、璧为最重要，《周礼•大宗伯》：“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用玉璧、石璧进行祭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发现，以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尽管时代不同，考古文化不同，但各不同文化互相渗透，互有影响，大概用琮、璧祭祀天、地是一脉相承的。
   
    装饰品有420多件，大部为佩带玉饰，少量为镶嵌玉饰，雕作人形和各种动物形象的玉雕最令人关注。玉、石人的形象为研究殷人的姿态、头饰、发式、着装等提供了实物资料，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发式不同。动物形玉雕有传说的龙凤和怪鸟兽，大量的是仿生的动物形象，如虎、熊、象，以及禽鸟、鱼、蛙和昆虫类，艺人善于抓住各种动物的生态特点和习性，各种动物的形象都生动传神。一件大理石作俯卧状，神态凝重，颈下刻“司辛”，也是一件精品。3件象牙杯，有2件成对，嵌绿松石，堪称国之瑰宝。
   
    妇好为商王武丁配偶，庙号称“辛”。其墓葬保存完好，分期、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楚。墓内所出青铜礼器、武器可作为武丁时代的标准器。过去在殷墟侯家庄一带发掘的大墓均遭盗掘，破坏严重，因此对殷王室墓的面貌了解甚少，妇好墓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妇好墓所出文化遗物显示出的商文化的多元性，表现在传承关系和同时期的文化交流方面。传承关系表现在玉器上，如红山文化中的“猪龙”，妇好墓中有相似的玉雕，但有殷墟文化自身的特点；玉璧和各式玉琮的良渚文化中比较普遍，良渚文化的玉琮多饰兽面纹，殷墟所出玉琮少见兽面纹，但在青铜上部往往以兽面纹为主纹。从玉礼器类别和各种器物上的纹饰都可以看出商文化所吸收的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至于大体同时期的文化交流则更明显，早商时期受商文化影响的范围相当大，晚商时期虽不如早期势头强劲，但对周边各方国的影响和文化交流也比较明显，特别是青铜礼器。妇好墓所出文化遗物也有受周边考古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妇好墓所出的龙头刀、硬陶罐都保存原产地的特点，反映出与不同考古文化的交流。从墓内所出来自新疆的玉，产于我国广东、福建南海海域的各种贝类，不难看出商王朝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具有强大的影响。考古学是探索，是研究。妇好墓出土的文化遗存，有待于我们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探索和研究。【原标题：华丽妇好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