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命名，虽然只是该书院的一个标记和名份，但大多都有其基本内涵，体现着创建者的宗旨、目的、要求和期望。从书院的命名中“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和书院教育体系的特殊品味”(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09页)。明清时期南阳地区书院的命名同样也有其深刻的含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所在地命名
    
     “舞阳县舞泉书院在县南三里舞泉。”(《南阳府志》卷二《学校》)“豫山书院坐落在南阳郡城北十里许豫山上。”(彭泽《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页)“保安书院坐落叶县保安驿。”(《同治叶县志》卷二《建置志》)“西关书院建于裕州城西北隅。”(《乾隆方城县志》卷六《学校》)“白水书院建在新野县治之北二里许白水邑。”(《乾隆新野县志》卷九《艺文志-重修白水书院记》)“南阳书院建于南阳府治之左。(《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六《学校》)这些书院以其所在地命名，其意义不只是表明它的存在，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新野县建白水书院是因为“世祖中兴，汉祚兴起自白水，故邑人永感帝乡之泽，而建白水书院，肖像于其间，而岁时奉祀之。”(《乾隆新野县志》卷九《艺文志·重修白水书院记》)“叶县城北十里黄城山下，有孔子问津之辙，前汝南参政刘君甚爱之，谓可托圣迹，徼知县贾枢创建问津书院于其中。”(《乾隆叶县志》卷七《艺文志·复问津书院并建叶公祠记》)“有道之士于山林胜地建山房或道院。以选授生徒，是以明道为主，今世之是以科举为务，不利于国家作育人材，故知县任柱建舞泉书院于舞阳县舞泉之上，乃在于协学校之教，使有儒学以群多士，以利于书院育异才。”(《道光舞阳县志》卷十《艺文志·舞阳书院记》)

    二、以先贤、名宦命名 
     
     明清时期南阳地区书院，所纪念者大都是书院的创建者或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叶人感知县崔赫之德，于其所创悦来书院，中为位以祀之。”(《同治叶县志》卷七《名宦志》)“崇正书院供奉先师张载、张衡、张仲景画像。”(《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六《学校》)“消阳书院供奉先师范宁、范哗画像。”(《光绪镇平县志》卷二《建置志》)“南阳书院供奉先师程颐、程颢、李来章画像。”(《嘉庆南阳府志》卷二《学校》)“花洲书院供奉范仲淹画像。”(《乾隆邓州志》卷二《建置志》)这种做法使院生随时瞻仰先贤，无不肃然起敬，他们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传承文化传统，明显起到“推重学统，加强教导”的作用。有些书院为此还建立了先贤祠。“诸葛书院建立三贤祠，中祀武侯，以司马德操、徐元直配之。”(《康熙南阳府志》卷六)“宛南书院设程、周、张、朱、武乡侯诸葛公、韩文公诸神位于先贤祠。”(《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六《学校》)书院里面的先贤祠的基本功能是发挥教化的作用，而其功能的发挥则以“要之、向往、感动、奋起、兴起为其基本心理基础”(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诸葛书院诸生经过书院三贤祠下者，瞻拜遗像，讽诵遗表，无不肃然拱立，叹为忠负。”(《康熙南阳府志》卷六)“志学书院选历代以来贤人君子之官于此者于名宦祠，岁以羊二、豕三祭之，予以观后生小子有所观感焉!”(《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第541页)这些纪念和景仰名宦、乡贤的书院有的是以先贤、名宦的名字命名的。“马骥在任邓州知州期间，多善政，民感其德，即命其所改建的书院为马公书院，并于书院讲堂中设主位。”(《乾隆邓州志》卷二十二《马公书院碑记》)“叶县知县崔赫所建的河山书院，乾隆间，知县朱朴以其地为欧阳驸马故里，更名‘欧阳书院’。”(《同治叶县志》卷二《建置志》)邓州紫金山为宋状元贾黯读书之所，后登第建书院。命名为‘贾状元书院’。”(《乾隆邓州志》卷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先贤姓氏命名的书院如诸葛书院、韩文公书院等。这些书院着力宣传“先贤”们卓越的才能，非凡的智慧，忠贞不渝的奋斗精神，激励后人们像他们那样殚思竭虑，历尽艰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而达到“表先贤、引后贤”的目的。

    三、以“特殊含义”之词命名 
     
     淅川县崇文书院的命名，取自“文治天下，右道崇儒”(《咸丰淅川厅志》卷四《建修崇文书院碑记》)。南阳县崇正书院的命名取自“兴学育才，化民成俗；黜浮图以隆正学”(《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卷六《学校》)。南阳志学书院命名取自“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也(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若垯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达)”(《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第542页)。【原标题：明清时期南阳地区书院的命名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