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母亲，都是一个传奇；每一位传奇母亲的背后，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今天是母亲节，向大家介绍一位善于教育子女的母亲，不是“三迁”的孟母，亦非“刺字”的岳母，而是培育出两位宋学泰斗--程颢和程颐的伟大母亲侯氏。

    红线连千里，姻缘在镇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山西太原一侯姓人家诞下一女，因当时女子无名，所以称为侯氏。其父侯道济，五代时盂县守将侯詗之子。山西归宋后，侯道济弃武从文，专攻儒家经典，后参加科举，及第任润州（今镇江）丹徒县令，累官至尚书比部员外郎。女儿侯氏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好读史书而不为词章”，深得父亲喜爱，“常以政事问之，雅合其意”，父常感叹：“恨汝非男子”。

    侯氏十九岁那年，随父亲在镇江居住。恰好此时，河南洛阳籍青年才俊程珦也在镇江做观察支使，与侯道济有了交往。程珦是位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是名臣之后，其曾祖程羽乃太宗朝给事中、兵部侍郎，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其次，程珦为人为官为学，均很出众，《宋史》评价说：“珦慈恕而刚断，居官临事孜孜不倦，温恭待下，率以清慎。”

    遇到这样一位优秀青年，侯道济高兴极了，心想：这不是上天专门恩赐给我那尚未出阁的爱女做女婿的吗？于是，赶紧请人说媒，两家联姻，侯氏嫁了程垧。常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当真不假，侯家远在山西，程家籍出河南，两家却在镇江结了亲，冥冥之中，焉无天意？

    子女常夭折，存者不溺爱。

    有宋一代，虽然医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达，妇产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在系统的理论支持下有了相当成功的实践，但是，婴幼儿的成活率依旧不高，帝皇之家如此，士庶门第亦然。

    程垧娶了侯氏，八、九年间，侯氏连生五子一女，但活下来的只有最小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个。为何说程颢和程颐最小呢？按照年谱来看，仁宗庆历四年（1044），程颢13岁、程颐12岁，那么，这一年，侯氏应该是四十岁，程颐之后，侯氏再无所出。

    子女连连夭折，对父母的内心打击，无疑是巨大而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存活下来的孩子，会更为溺爱，当在情理之中。比如作为父亲的程垧，对两个小儿子就相当的慈爱。且不说程垧夫妇，就是如今每家每户的独生子女，哪一家哪一户的父母，不是把孩子宝贝得如同“小皇帝”、“小公主”似的？

    但是，母亲侯氏却并不溺爱“硕果仅存”的“二程”，而是“爱之深苛之严”。孩子小的时候刚学走路，家人惧其跌跤，常抱着不放，她见后责备说：“汝若安徐，宁至踣乎？”就是说，怕孩子摔倒，啥时候才能让他们学会走路呢？每逢吃饭时，她总是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身边，当孩子索要好食时，她就严加制止：“幼求称欲，长当如何？”意思是，小时候贪图美味佳肴，长大后如何是好？

    侯氏对孩子严苛，父亲程垧看不过去，常常为之发脾气。侯氏却并不妥协，乃循循善诱加以宽解，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赵炎用白话解释就是，孩子之所以长大以后不像父母那样贤德，是因为小时候犯了错误，母亲往往出于溺爱而百般遮掩不让父亲知道。言下之意，我绝不做这种对儿子成长不利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程颐后来明显是支持母亲的，他说：“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爱慈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

    早教很重要，身教是关键。

    三字经中有言：“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说的就是早教的重要性。

    侯氏读书不少，显然深谙其中的道理，她对幼年程颢和程颐的教育，似乎并不侧重于严词厉色的“言传”，而是以自己的诸多善举，对孩子施加影响，不是一时一地的影响，而是长期的、连贯的熏陶。这种做法，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父母得学会“身教”。

    程垧的弟弟早死，留下寡母和一儿子，生活艰难，侯氏就把他们母子接到自己家中，对待小叔子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常均己子”。不但如此，她对家里仆人和仆人的儿女也相当慈爱，从不笞扑奴婢，“视小臧获如儿女”。“诸子或加呵责，必戒之曰：‘贵贱虽殊，人则一也。汝如此大时，能为此事否？’”

    由于程垧官小俸微，为官清廉，又乐善好施，程家贫穷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曾得到改善。但侯氏能够勤俭持家，安于贫约，自己带头做表率，“服用俭素，观亲族间纷华相尚，如无所见”。己身正，则人正，程家家风由是端严。

    另外，侯氏还是一位慈善家，曾收养过许多弃婴，“好为药饵，以济病者”。她有一句类似于慈善格言的话，今天来看，亦然具有极好的教育价值：“见人善，则当如己善，必共成之。”看见别人做好事、善事，要像是自己做的一样，帮助人家完成。

    程颢说：“道路遗弃小儿，（母亲）屡收养之”。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小商，出未还而其妻死，儿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岁，人所不取，夫人（母亲）惧其必死，使抱以归”。当时程家是个大家族，对侯氏收养弃婴的行为，许多族人表示不满，“人皆有不欲之色”。于是，侯氏就另外想办法解决弃婴们的吃饭问题（乃别籴以食之）。其父归，谢曰：“幸蒙收养，得全其生，愿以为献。”夫人曰：“我本以待汝归，非欲之也。”

    在赵炎看来，侯氏的这种“等贵贱、爱众生”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身教”给孩子的，则是一种长期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养成和“仁恕宽厚，不异诸庶”的道德发展及完善。难怪程颢后来总结母亲的“身教”之功，说：“颢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恶言骂人，非天性也，教之使然也。”母亲确实在关心他人和淡泊物质方面为孩子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神童不可恃，读书需要勤。

    东汉时有个典故，某学者曾讥笑“神童”孔融， “小时聪明，大时未必”。这个典故也被侯氏用于教育孩子了。小时候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一个比一个聪明，也常因别人叫他们“神童”而骄傲，母亲侯氏就经常告诫他们，“神童”是最终难成大事的，要想将来有大出息，就得养成好读书、勤读书的习惯。

    侯氏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早教专家，她在激发、督促孩子读书方面，不经意间采取了“亲情激励法”和“志向激励法”。

    如她在孩子用的书本上亲笔写上“我爱惜勤读书儿”，就是用母爱激励两个儿子读书，谁爱读书、勤读书，妈妈就爱谁、疼谁。结果是，程颢和程颐之间为了获得母亲更多的疼爱，形成了积极的竞学之风。这样的做法，赵炎以为，比起现在的母亲们动辄拿零食、玩具哄孩子读书的办法，不知要高多少倍。

    侯氏在程颢的书本上写“殿前及第程延寿”的字样，而在程颐的书本上则写了“处士”两字，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何要这么写？为何作为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未来进行如此不同的预测激励？其实不难理解，所谓 “知子莫如母”，侯氏认为程颐的秉性不适合做官。通过志向激励，帮助孩子完成各自的志向设定，为孩子读书设置可预见的目标。

    那么，结果如何呢？果然如母亲所料，程颢长大后，应试积极，并顺利中了进士；而程颐呢，则懒于科举，而对办学搞教育特别积极，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及先兄登第，颐以不才罢应科举”，当然“不才”只是他不赶独木桥的借口而已，其实他比谁都有才。对于这个结果，程颐感慨地说：“方知夫人知之于童稚中矣”。

    两子俱成才，母亲获殊荣。

    仁宗皇祜四年（1052），48岁的侯氏病逝于江宁（今南京）。因父亲侯道济、丈夫程垧均在朝为官，且学问人品及官声都很不错，朝廷按旧例追封侯氏为寿安县君。这个时候，程颢21岁，程颐20岁，兄弟两尚在南安军（今大余县）跟着周敦颐求学，虽然才名俱已在外，而且程颐十八岁时还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曾引起朝野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但毕竟两兄弟均人微言轻，没能在母亲去世时彰显出母亲的“教子有方”，而使母亲获得更显贵的朝廷册封。

    五年后的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情况发生了改变。26岁的程颢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官鄠县主簿；而25岁的程颐，以布衣之身在京师（今开封）授徒讲学，致“斯文大兴”。程家两兄弟一时间名声大噪于京师，再加上父亲程垧又从兴国县令荣升知龚州，一门三杰，知名朝野。

    仁宗皇帝于是详细询问身边大臣，得知皆程母侯氏之功也，遂再次追封侯氏为上谷郡君，予以褒奖。一位普通母亲，教出两位宋学泰斗，堪称不朽之传奇。“二程”成名之后，亦不忘母亲的教育固基之德，曾专程由洛阳来到母亲的出生之地--太原盂县去讲学，今盂县肖家汇乡兴道村的“程子岩”就是因此而得名的。（赵炎 中国网专家博客）【原标题：程颢和程颐的母亲:教出两位宋学泰斗的传奇母亲】